提起新中国奥运史的起点，人们总会想到1984年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想到许海峰以一枚射击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其实，五星红旗与奥运第一次“结缘”，是在1952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上。

此后，新中国离开奥运赛场长达28年之久，再次出现在奥运会，已经是1980年2月在美国普莱西德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了。

圣火在普莱西德冬奥会主会场燃烧 东方IC供图

这是新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以来，第一次全面参加奥运比赛，也是我国首次参加冬奥会。由于当时对冬季项目的重视程度不如夏季项目，加上那次冬奥会没有取得好的成绩，所以这次“冬奥首秀”几乎没有走进大众视线。但对亲历者而言，冬奥首秀故事说也说不尽，不仅影响了自己人生，也奠定着中国冰雪运动基础。

去，还是不去？

1952年7月18日晚，北京收到了一封发自赫尔辛基的电报: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此时，距奥运会开幕式只有几个小时了。去，还是不去？意见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派：

有人主张去，理由是经过反复解释好不容易才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如果不去影响关系，还会辜负支持我们的那些朋友的盛情。再说电报上又没有提及邀请台湾的情况，当然应该参加。

有人则不大主张去。如果我们去了，台湾代表团也去了，会不会有人趁机制造“两个中国”？再者，新中国运动员水平落后，奥运会上肯定不会有好成绩，会不会给新中国脸上抹黑？

此事关系重大，大家赶紧把意见写成报告，提交给周恩来总理。

与此同时，赫尔辛基正沐浴在奥林匹克的荣光里。这是二战结束后人们迎来的第一届奥运会，在此后的十几天里，近5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700万人涌入芬兰，100万观众在看台上为各国体育健儿呐喊助威。

7月19日，总理的指示传达下来。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报告上爽快利落地批了两个字：要去。

用“炸锅”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一点也不过分。在所有亲历者的回忆里，当时完全乱成一片。有个别运动员还没有到京，赶紧坐火车赶过来；代表团成员马上赶到当时最有名的“红都”裁缝店，排着队请老师傅量衣服，每人一件咔布丁咖啡色西装上衣，一条舍维呢的灰色裤子，还有一件300号毛线织的毛衣，胸前绣着“中国”两字；景泰蓝的坛坛罐罐找来了不少，都装在礼盒里，准备当作礼品……

忙忙碌碌中，临时组建的中国代表团出发了。50多年后，每一位受访者对总理的最后一句嘱托都记忆犹新：“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一说为奥运村，记者注）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三架小飞机跨越重洋，40人的代表团星夜兼程，终于在7月29日11时抵达奥运村。此时，比赛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

到达位于赫尔辛基市郊的奥运村后，中国代表团顾不得休息和吃饭，在中午12：30举行了升旗仪式，曾参加过第14届奥运会的足球选手张邦伦，荣幸地成为升旗手。

升旗仪式上，代表团团长荣高棠做了铿锵有力的发言:“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究来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与良好的友情。”

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奥运村，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因此吸纳了占世界人口 1/4的中国。然而，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反而复杂起来。

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台湾体育界的郝更生在雅典举行记者招待会，痛哭流涕地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

但是，国际奥委会的布伦戴奇主席却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所谓“中华民国”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其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仿效国际奥委会的做法，在国际体育界制造出“两个中国”。

新中国迫不得已放弃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以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此后，新中国离开奥运赛场长达22年之久。

虽然长期被隔绝在主流国际赛事之外，但拼搏的种子，在1952年已经埋下：

在团委工作的何振梁作为随团翻译奔赴芬兰赫尔辛基，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体育之路。这个“历史的误会”是他与奥运一生结缘的开始。

赫尔辛基奥运会归来，代表团团长荣高棠于1952年8月21日向中央汇报，报告中提出：“应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必须首先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机构，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一位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席……”11月，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成立。

谁来代表中国？

转机发生在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资格，并提出只有台湾被驱逐才会重新参加奥运会。

举办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加拿大政府，于1970年开始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提出，如果台湾打算以中国的名义参加，将拒绝其参赛。一些国际奥委会成员表示出震惊和不满，强烈要求取消该届比赛，但最终奥运会还是如期举行了。加拿大政府顶住美国的压力，最后以台湾代表队在赛前收拾行囊打包回家而收场。

1977年秋，国家体委的工作重归正轨，我国的对外交往也逐渐恢复正常。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都十分紧迫。

1978年，国际奥委会在突尼斯举行执委会。东道主的体育部长在贺词中说：“难道人们可以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整个大陆而同时相信奥林匹克运动是世界性的吗？”

对这一议题，基拉宁主席显然早有准备。会议前，他就曾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说明其对台湾地位的态度。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回信说：“……就联合国而言，根据联合国大会1971年10月25日的第2758号决议，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联合国的立场促使基拉宁朝更坚决的方向前进，他向执委会报告了自己在1977年9月的中国之行。不过，仍有许多委员不希望台湾运动员被排除在外，“找个过渡办法”的重担，落到了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萨马兰奇肩上。

萨马兰奇一到北京，就显示出不爱游山玩水的“工作狂”性格。他对翻译说，他是为了工作而来的，如果需要，在华期间可以一直在北京商谈和参观体育场地，礼仪性的活动就让夫人参加吧。

何振梁以中华体育总会常委的身份担任萨马兰奇的全程陪同，他俩著名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何振梁夫人为其撰写的传记中披露，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说：“最彻底的办法是通过投票驱逐台湾，但这存在失败的风险。虽然国际奥委会的85个委员中只有8个人的政府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但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 不受政府影响，所以表决结果难以预测。”

萨马兰奇认为，从策略考虑，可以提出要求台湾改名的方案，他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就可以予以除名或停止会籍。然而，这一方案，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毕竟，中方参加商谈的人没人敢拍这个板。

1979年对中国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来说，是关键一年。这是1980年冬、夏季奥运会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年。国际奥委会将在年内举行一次全会和五次执委会，能否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将决定我们能否于翌年参加奥运会。

1979年在国际政治和对台关系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一天，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呼吁两岸间尽早实现“三通”。

中央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相应的，重返奥运的努力也有了更多运作空间。1979年2月，一份谈话记录传到体委，让何振梁大受鼓舞。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时，渡边问邓小平：“1980年将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中国是否有意思参加或将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邓小平回答说:“首先要解决台湾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年、1988年都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行奥运会。”渡边说：“你向我讲了个喜讯。”邓小平说：“1984年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

连重返奥运都困难重重，邓小平却信心满满地提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举办奥运会，这对何振梁来说，这简直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有小平同志“撑腰”，两个月后，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何振梁在答辩中即使1对80，也毫不怯阵。当时有个委员提出来，体育跟政治无关，不要在这种场合发表政治言论。对方有挑衅的意味，何振梁仍沉着应对：“先生，首先你问的是政治性的问题，我必须以政治性的语言来回答你。”

类似的问题不计其数，两年之后，萨马兰奇对此还记忆犹新，他对何振梁说：“你在蒙得维的亚会议上对各种提问的回答，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那次会议，后来常被戏称为“舌战群儒”。

何振梁答辩离场后，委员们通宵开会，讨论台湾应该改用什么名称。在1960年旧金山会议上，乔治·瓦尔加斯曾提议：“为什么不把‘中国’和‘台湾’放到一起，就叫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可惜，国际奥委会用了20年才想起采用这个精确的名字去解开长期的僵局。

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0月的名古屋会议上获得了回报，“名古屋决议”决定：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确认中国奥委会的会籍；并在改名、改旗和徽、改歌的条件下，同意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保留其会籍。这就是所谓“奥运模式”。作为“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里的具体化，之后各个国际体育组织都按照这一模式处理了台湾的会籍问题。

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算起，这场在国际体育界维护“一个中国”的斗争，整整斗了28年。庆功会上，邓颖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豪迈地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上了世界体育舞台。”

国家体委也说干就干，1979年便进入“奥运模式”，指示各省将赢得奥运比赛这一集体目标作为体育发展的指引。1980年又打造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新口号。

事已至此，台湾当局仍在耍花招。对于“Chinese Taipei”的中文译名，北京坚持叫“中国台北”，而台北偏要译成“中华台北”。一字之差在两岸之间引起激辩，台湾代表吴经国回忆，讨论了快一年，最后还是邓小平拍板才接受了台湾的翻译。纠葛一直绵延到1989年，为了以大局为重，允许台湾使用有争议的“中华台北”参加1990年北京亚运会。

萨马兰奇对我国如此大度地对待台湾非常感激。他在许多场合都说：“台湾问题所以能顺利解决，完全是由于中国的宽宏大量。”

“我们能参加奥运会了！”

“名古屋决议”两天后，消息传到黑河，在那里训练的中国运动员奔走相告：我们能参加奥运会了！当时，黑河云集着中国最优秀的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为什么会要齐聚黑河呢？

在没有室内冰场的年代，只有黑河才能“早期上冰”。那里一般在十月初开始结冰，到十月中下旬就能开始滑，作为中国结冰最早的城市，比哈尔滨还早十来天。

早期上冰的困难之一，是冰冻得还不够结实，运动员稍不留意就会掉进冰窟窿里去，因此，教练员总随身带着绳索和木杆，随时准备打捞落水者。

对于这些滑冰运动员来说，在黑河上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悄悄地收看苏联电视台播放的冰球、花样滑冰或者速滑的比赛实况，以便揣摩其中的技术。1979年的黑河集训不同平常，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参加冬奥运。

普莱西德奥运会于1980年2月举办，如果我们争取到“门票”再进行准备，岂不又要“炸锅”？这次，国家体委吸取了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教训，早早地，甚至在没有定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1979年9月，北京举行了第4届全运会。期间，中方密集邀请了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来访。何振梁给他们讲故事，从甲午战争讲到推翻蒋家王朝。澳大利亚委员高斯珀在一封信中说，他本来不理解为何一定要台湾改名，“现在更好地了解50年代发生的、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的事情，而更加重要的是，我接受了你们目前关于重新参加奥运会的前提和条件”。

多名委员“倒戈”，让即将到来的“名古屋决议”投票，越来越乐观。全运会刚闭幕，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梦华，便召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体委领导开会。

时年38岁的吉林省体委副主任王凤祥参加了会议，并成为第13届冬奥运的全程参与者。如今虽然已年近八旬，但他仍精神矍铄，特别是讲起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备战、参赛的一幕幕，更是滔滔不绝。

他记得很清楚，李梦华说道：“我国在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即将恢复，决定派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两个项目参加第13届冬奥会。国内主要是黑吉两省开展冰雪运动，吉林负责速度滑冰集训，黑龙江负责花样滑冰集训，请你们派年富力强懂业务的体委领导负责。”

王凤祥曾是吉林省篮球队主力，从球员到教练，再到全国最年轻的省级体委副主任，他自然挑起了速滑集训的大梁。

“名古屋决议”一个月之后，国际奥委会通过通信表决，在11月26日正式通过了这一决议。次日，中国奥委会即宣布：中国将参加1980年的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这时，距离普莱西德冬奥会开幕还有77天。

在我国本就薄弱的冰雪运动中，速滑是唯一参加过国际比赛的，上世纪60年代还创造过世界纪录、获得过世界冠军。但“文革”以后，中国速滑成绩一落千丈，运动员队伍也青黄不接。

虽然派不出可以在国际上一争高下的运动员，但这次出征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表明权利，如果仅由寥寥数人组成，显然不足以反映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的重大意义。因此，集训到一半，国家体委又临时决定增加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三个大项，派出28名选手。

新增的三个项目，都是我们的弱项，越野滑雪和射击相结合的冬季两项更是从零起步。由于这是个半军事项目，于是由“八一队”组队，临时从联邦德国订购了专用枪支，直接发货到美国参赛。

不仅运动员难找，国内的冬季运动装备和场地也与国际脱轨多年。虽然，北京服装八厂派出了几位老裁缝，专程到哈尔滨和长春去给代表团的成员们量体裁衣，但滑雪服光靠老手艺可不行。

滑雪训练场的条件更是艰苦，东北雪很干，山很高，没有索道，爬一个小时，滑一分钟，再爬一个小时，滑一分钟。

一筹莫展之际，由中日友好协会牵线搭桥，给代表团找了个日本赞助商。阿西克公司主营滑雪鞋服，不仅提供了大部分服装、器材，还为中国队安排了一个月的日本集训，承包了在日备战的全部保障工作，包括提供教练、场地和食宿交通等。

朴东锡等运动员在日本训练期间

“1979年12月下旬，由我带队到了日本，当地之前一直没下雪，我们到的第一天晚上就下了一场中雪，日本朋友高兴地向我们致谢：是你们带来了吉祥之雪。”如王凤祥所言，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正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日方的接待可谓是尽心竭力。

中国冰雪健儿到日本后，才体会到“文革”十年与世隔绝，带来的差距：他们第一次穿上用玻璃纤维制作的滑雪板（国内还是胶合板制作的），不知如何打蜡；长野高山滑雪场是世界标准的滑雪场，但滑道的难度和长度在国内都没见过，队员不免有些胆怯；速滑男女队同日本高中生在一个场地训练，可这些学生的训练量，竟比我们的国手还要大；花滑选手包振华赴日前甚至从未在室内冰场滑过冰。

冬季两项“最惨”，我们的运动员在日本才第一次见到场地和枪支，教练员也没看过国外的训练和比赛，不得不请日本教练帮忙，从规则学起。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各个项目都有了长足进步，冬季两项更是突飞猛进，在一次友谊赛中，中国队员已经达到了日本队的中游水平。宋永军训练刻苦，深得日本教练喜爱，临别时，教练还将自己的手表脱下来送给爱徒。当年在北海道为他俩做翻译的，就是如今的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

1980年1月17日中国代表团成立，团长是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梦华、副团长是时任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的何振梁。

1月22日，两位“光杆司令”到东京同队员和教练会合。当晚，在日本著名的新大谷酒店召开了盛大的壮行会。王凤祥感慨道，“参加壮行会的大部分是旅日侨胞，见到我们比亲人还亲，紧紧握着手不肯松开。”

“其重要意义超过了冬奥会本身”

普莱西德，英文原意“宁静山湖”，它是湖名，又是市镇名。说是市镇，这里方圆不过15公里，常住居民不到2900人，小得像个村庄。由于冬季多雪，离纽约市又只有200多公里，这个“世外桃源”成了滑雪度假胜地。

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个小地方，竟然举办过两届冬奥会。1932年，第3届冬奥会即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了开幕式。此后近半个世纪，普莱西德曾4次申办冬奥会，终于取得第13届冬奥会的举办权。

随着冬奥会的到来，这个弹丸之地一下子涌进了十多万客人，光是各国记者就有3000多名。普莱西德的居民们知道：和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相比，这次因奥运会而来的人会多很多，于是决定新建一座奥运村。

奥运村位于普莱西德湖以西约十公里的地方，不但小，而且是按照监狱的规格建造，房间只有一个小窗户，连头都伸不出去。把奥运村用作联邦监狱，这实在是个脑洞大开的赛后利用办法，各国选手都无奈地成了住进“号房”的第一批人。

由于联邦监狱管理局仅投资2200万美元，奥运村按500人规模设计，而运动员却有1000余人。组委会一早就通知各国代表团压缩名额，就连王凤祥这个集训领队，也是在最后阶段才争取到赴美资格。

1月30日上午，中国体育代表团乘汽车从纽约市奔驰而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昂扬歌声从车厢飞出，响彻在普莱西德湖畔。

当中国代表团到达奥运村时，村长和工作人员已经迎候在大门外。一位名叫凯瑟的美国姑娘是接待中方的专属联络员，她会讲流利的中文，逢人就报喜“中国代表团快要到了”。许多国家的记者堵在门口，争先恐后地拍下了中国冰雪运动员到达的第一个镜头。

让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他们到达奥运村时，五星红旗已经飘扬在广场上了。

按国际惯例，一般是代表团到达奥运村后才举行升旗仪式，这次例外，苏联出兵阿富汗使奥运大家庭出现了裂痕，国际奥委会怕节外生枝，决定在各国代表还没到达之前，就升起国旗。等代表团到达后，再搞一次升旗仪式。

看着五星红旗与奥运五环旗一同在寒风中飘展，中国代表团成员个个心潮逐浪。他们深知，自己站在这里也意味着：国际奥委会、冬季奥运会不公平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结束了，前面是崭新的时代。

当晚，中国代表团团长李梦华在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我们高兴地来到普莱西德参加冬奥会。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次运动会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加强友谊和合作，并且向他们学习先进的运动技术，交流经验。”中国代表团所表现出的诚挚和谦虚，博得了各国记者的好评，他们在电讯中写道：“代表十亿人的中国冰雪运动员走上了世界冰坛，其重要意义超过了冬奥会本身。”

在纽约、奥运村、滑雪场、餐馆、新闻中心……处处可见热情的笑脸和亲切的问候。一些美国朋友还主动为中国代表团服务，甚至当起了荣誉教练。约翰·霍尔是美国冬季两项运动员，由于脚部受伤没有参赛，被推荐来帮助中国队训练。

他每天一早就来，亲自动手为雪板打蜡，还毫无保留地把多年经验反复向中国队员传授，并把自己的全套设备和滑雪板供中国队员使用。中国队冬季两项所用的枪支，在日本训练时是借用的，从联邦德国订购的，到了美国才开箱取出。约翰·霍尔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使用这些枪，怎样缩短背枪、卸枪的时间。

奥运村餐厅有位头发花白的女志愿者，她见到只有14岁的中国花滑选手包振华，对中国小花喜欢得不得了，还换上滑冰鞋，同她一起冰上起舞。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她是1948年美国东部花样滑冰比赛亚军菲丽丝·费应堡。

1980年2月24日，包振华在冬季奥运会上。

奥运村对中国队处处特殊照顾。按规定，每个国家的男女运动员都要分两地居住，但为了让中国队方便联络，村里单独腾出一栋二层小楼，门口还配了保安。

纽约华侨会和台胞先后两次举办有200多人参加的宴会和联欢会，就连著名的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也赶来看望队员。

小镇里掀起了“中国热”，三十多年后，当房学峰以记者的身份回访普莱西德时，那里的大妈还记得中国运动员曾到家里做客，并自告奋勇地烧中国菜，“还差点把厨房烧着了”。

“鸡蛋想要取代公鸡，做梦！”

离冬奥会开幕只有5天了，就在中国健儿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幕式时，突如其来的阴云笼罩下来。

代表团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坏消息：台湾方面一名高山滑雪运动员在普莱西德湖所在地的阿尔巴尼市地方法院控告美国奥运组委会。2月7日，阿尔巴尼地方法院竟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判决说，组委会应允许台湾运动员使用所谓“中华民国”的旗、歌。

“我们非常气愤，法律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一个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否定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一个地方法官怎么可以同意一名运动员的无理要求？”王凤祥说，他当时非常不理解，但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何振梁很清楚，这只是阴谋的一部分。

“名古屋决议”后，台方委员徐亨便在瑞士发起诉讼，状告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传》中写道：

萨翁对台方没有把不同意见提出来协商，而是告上法庭这个做法极为愤怒。在执委会会议上，一贯平静的他一脸愠色，愤愤地说：“鸡蛋想要取代公鸡，做梦！”随后，他亲自前往洛桑法院，得到了法官“驳回上诉、不予受理”的亲口允诺。最后，才把徐亨叫到办公室说：“你们永远也打不赢这场官司，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假如瑞士联邦法院判决台湾方面胜诉，国际奥委会就会把总部搬到巴黎去注册。”

徐亨还要继续纠缠，萨马兰奇脸上的微笑不见了：“我劝你不要再幻想了，国际奥委会绝对不能容许委员起诉自己的组织，同时也绝对不会改变已经板上钉钉的决议，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要起诉国际奥委会，等待你的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个组织。”说完，萨翁拂袖而去。

经过国际奥委会的努力和我国通过外交途径的交涉，洛桑地方法院于1980年1月8日驳回了台方的起诉。

谁想到，徐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美国又发起了诉讼。

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李梦华团长、何振梁副团长一起到美国奥组委抗议，要求立即纠正。至今，王凤祥还记得美国奥组委官员打着官腔回答说：“法院的判决我们不敢不执行，你们参加比赛半个月就走了，可我们不执行是要坐牢的。”

幸好，通过国际奥委会协调，美国奥组委马上上诉到美国纽约州法院。

“这时离冬奥会开幕就3天了，忐忑的心情不言而喻。李梦华团长决定做多手准备：一是‘内紧外松’，运动员照常训练，准备参加比赛；二是，如果美国纽约州法院维持原判，我们就退赛并发表严正声明提出强烈抗议。说实话，当时连返程的时间和路线都研究好了。”王凤祥说。

开幕式2天前，纽约州法院驳回了地方法院的判决。台方代表团只好仓促地发表了一份“不是我们不参加冬季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不让我们参加”的退赛声明。

台方在向瑞士和美国法院控告时，大概满以为可以胜诉，所以他们同时组成了参赛代表团。报名时按规定要填写奥委会名称时，他们写的是中国台北奥委会。但在办理奥运村入住时，他们却坚持要用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组委会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台方运动员未住进奥运村。

“翻案企图被挫败了，搅局的劲头却一点没减，因此还闹出了不少笑话。”王凤祥说，台方运动员住不进奥运村，就提出以来宾名义参观，可他们一进奥运村，就到处散发特制的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奥委会会章，还特意向中国代表团队员散发。

台方代表团退出后，中国体育代表团还接到了几次莫明其妙的电话。一次是“给你们李团长去澳大利亚的机票订好了，快来取”，可是李梦华团长根本没有订去澳大利亚的机票；第二次是“你们的雪橇还在这里，请你们拿走”，但中国代表团根本没有参加雪橇这个项目。

分析表明，这两次电话实际上是打给台方代表团的，因为他们的团长也姓李，叫李炎。至于雪橇，台方是准备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退赛后连雪橇都没取就灰溜溜地走掉了。

国际奥委会为了对付台湾方面的指控，特地在冬奥会期间召开的全会上决定，把仪式上使用的“国旗”一词，改为“代表团的旗帜”。这个新规定对其他各奥委会毫无影响，却使台方难以用“歧视”的借口来控告国际奥委会。

“CHINA！CHINA!”

雪后晴空和远近群山，把普莱西德湖打扮得分外妖娆，在当地中学的室外广场上，即将举办1980年代的第一次冬季奥运会开幕式。虽然天气寒冷，但临时搭起的看台上，挤满了两万多名衣着绚丽的观众。

新中国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天：1980年2月1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五星红旗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地步入奥运殿堂，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中国队入场。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

体育外交家屠铭德记述了那天的经历和感受。他写道：

天空飘着雪花,寒风刺骨,会场上却是色彩缤纷，气氛热烈。当中国运动员高举五星红旗，健步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CHINA！CHINA!”的欢呼声。一些从美国各地赶来观看比赛的华侨激动万分，他们挥舞着小五星红旗,欢呼雀跃，此情此景使我眼中充满热泪。

第13届冬奥会共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072名运动员参赛。这届冬奥会共设有9个大项38个小项，比上届增加冬季两项男子10公里短距离比赛。除了项目的增加，这届冬奥会上还有3个国家第一次踏上冬奥会的舞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亮相。

“中国首登冬奥会入场式的场景，多年来一直在重大时刻和重大赛事前转播回放，走在旗手后面那个1米87的大个子就是我。”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画面，王凤祥总要感慨，这是我国冰雪运动腾飞的起点。

担任此次开幕式旗手的赵伟昌，是新中国奥运会（含夏奥）旗手第一人。他拿着彩照对媒体说：“1980年，我已经30岁了，真是非常荣幸，也非常幸运，在运动生涯的最后阶段能参加冬奥会这样的大赛，而且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这是巨大的荣誉。”在他看来，新中国迈进奥运开幕式，他走了第一步，历史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担任奥运会开幕式旗手，不仅是巨大的荣誉，更有严格的要求。但在普莱西德，旗手的选择似乎没有太多“纠结”。速滑是中国在冬奥会上“最拿得出手”的项目，而在20世纪70年代，赵伟昌是中国速滑赛道的巅峰存在。他包揽了连续11年全国冠军，26次打破全国纪录，还拿到过世锦赛银牌，由他来担当旗手，几乎是一种必然。

这届冬奥会上，强手如林，仅男女速度滑冰的9个项目就有63人108次打破奥运会纪录并重写1项世界纪录。赵伟昌参加了速度滑冰男子500米、男子1000米和男子1500米三项比赛，最好成绩是1000米的第24名，但和获得该项目金牌的海登比，足足慢了6秒。

年已30岁的他，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回国后便退役成了教练。如今，赵老身体硬朗，虽然已经71岁，但仍能在冰场上驰骋。吉林速滑馆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2021年3月30日在长春市家中拍摄的赵伟昌。 新华社发

普莱西德冬奥会开幕是在2月13日，那以后，中国的速滑运动员连续参加了10届冬奥会，却始终没有赢得金牌，直到2014年的索契，也是在2月13日这天，中国选手张虹获得了速滑女子1000米的金牌。从赵伟昌高举五星红旗入场开始的这个故事，有了一个相距34年的巧合。

1980年成绩最好的速滑女选手是曹桂凤，她在500米和1000米的比赛中取得了第21名和第27名的成绩。四年后的冬奥会，曹桂凤又参加了，还与参赛选手姚滨结出一段“冰雪奇缘”。谁能想到，这个当时排名垫底的小伙子，竟然成了后来的花滑“教父”，申雪、赵宏博的师傅。

一共9名中国滑雪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他们几乎都是各个项目的最后几名，并且和冠军的成绩是天壤之别。

在国内“独孤求败”的高山滑雪冠军朴东锡有个小“秘密”，他在适应雪场的第一天就摔倒了，雪板飞出去200多米。他在雪地中坐了半个小时，也思考了半个小时，甚至没去找他一直视为最爱的雪板。“当时我在想，差距这么大，还要不要继续干下去（滑雪）。”最终，朴东锡放下包袱：“第一我肯定拿不了，但我超越一个，就是成功。”

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朴东锡参赛照片

习惯了祖国土地上那干涩的雪，习惯了东北的严寒和狂风，在异国的赛场上，他们第一次领略了湿润的雪和柔和的风，也第一次觉得雪比冰还滑，甚至第一次觉得自己“不会滑雪”。参赛前，队里对队员的要求是——不摔跤。

王桂珍在高山滑雪女子小回转项目中获得的第18名，这已经是这届冬奥会中，中国运动员的最好排名。队里给队员们减压，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是“登门学鲁班”。

比赛进入紧张阶段时，恰逢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2月15日除夕夜，中国代表团在小楼的客厅里举办了一场“家宴”，邀请了美国代表团团长豪伊及夫人，日本速滑队教练星野仁及八位运动员出席，组委会联络员凯瑟还以“半个主人”的身份邀请自己的父母、兄妹以及奥运村的工作人员。

对曹桂凤来说，那个弥漫着茅台香气的除夕夜，永生难忘。有家广播公司还录制了她在联欢中唱的一首思乡民歌，当歌声通过无线电传回万里之外的祖国，传到了亲人的耳中，那是何等的荣耀。

12天后，这届简朴而温馨的冬奥会在《欢乐颂》的歌声中结束了。归国后，队员们仍在北京集结，对参加冬奥会进行了一周的认真总结，王凤祥提出“要想尽快追赶世界水平，必须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和特点，选择从短距离和小巧玲珑的项目进行重点突破”。他还在《体育报》上发表了《我们见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的两个半版文章，“差距是难以想象的大，冰雪运动要上去，非实现体育现代化不可”。

1980年3月7日，王震副总理和王任重副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参加第13届冬奥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会场气氛轻松愉快，两位副总理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严格的科学的训练，就能多出人才，再过几年，在奥运会上争取前几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实践证明，当时的想法和举措是正确的。经过一代代努力拼搏，我国的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和雪上空中技巧等项目已经在冬奥会上摘金夺银了。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中国掀起冰雪运动热潮，不少南方城市建起冰场，一时间好教练十分抢手。早年留学日本并定居的包振华夫妇选择回国，希望为冰上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朴东锡62岁时在老家通化成立了风雪行滑雪俱乐部。75岁的他说，“没错！60多年了，我还在‘玩’雪。”

王凤祥现任吉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值此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他又有了新的期许：“在第24届冬奥会的带动和影响下，我国的冰雪运动必将会有新发展新飞跃，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必将取得辉煌成绩，赢得世界赞誉。希望我还能出一份力。”

（原标题：冬奥首秀）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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