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庭的凯瑟琳·弗比格。

凯瑟琳·弗比格（Kathleen Folbigg）前前后后总共生过四个孩子，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孩子都离奇猝死，最小的孩子劳拉在出生18个月后突然死亡，是四个孩子中死亡时年龄最大的。死亡时年龄最小的是第一个孩子卡勒布，死亡时刚出生19天。

按照儿科医师罗伊·梅多（Roy Meadow）的理论，这很可能不是一出简单的家庭悲剧，而是一场谋杀，凯瑟琳·弗比格或者她的家人有重大嫌疑。罗伊·梅多爵士是英国儿科学会唐纳德·帕特森奖获得者，他在《虐童简介》（ABC of Child Abuse）中指出：在同一个家庭中，一个婴儿猝死是悲剧，两个就值得怀疑，三个就是谋杀。

基于凯瑟琳的其他一些异常表现，澳大利亚的司法系统也认同这一点。2003年5月21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宣布，凯瑟琳3项谋杀罪、1项过失杀人罪、1项故意伤害罪成立，并在走过必要程序后于当年10月24日判处凯瑟琳40年监禁，30年不得假释。凯瑟琳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2005年2月17日，二审法官将刑期降至30年监禁，25年不得假释。

从凯瑟琳被捕那一刻起，澳大利亚媒体就对这一案件做了大量的报道，凯瑟琳被冠上了“史上最冷血杀手”“最恶毒妈妈”“澳大利亚最可恨的女人”等骂名。一个名叫马修·本斯（Matthew Benns）的澳大利亚小报记者甚至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当树枝折断时：儿童杀手凯瑟琳·弗比格的真实故事》，对凯瑟琳的“恶毒行径”和将凯瑟琳绳之以法的“神探”的破案过程做了细致的描绘。

自凯瑟琳在2001年4月19日被拘捕算起，她已经在狱中度过了20年的时光，其间还因为对亲生儿女下毒手这样的“恶毒行径”被狱友暴打过。

2021年3月，得益于有力的科学证据，情况出现了转折。在对凯瑟琳和四个孩子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和分析后，一个由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美国等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四个孩子的死很可能是由遗传性的心脏疾病导致的。与此同时，90名全球各地的科学家于3月2日签署了一份给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请愿书，呼吁司法部门改判凯瑟琳无罪。

尽管在科学界人士看来，凯瑟琳几乎可以肯定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澳大利亚的司法界是否会改判她无罪目前仍然很难判断。一方面，新南威尔士州在2018年8月就曾迫于各方的呼吁对凯瑟琳案展开过调查，但仍然在2019年7月宣布对凯瑟琳的定罪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另一方面，法律界往往有墨守成规的倾向，不愿意抛弃长期持有的没有科学依据或者科学准确性欠佳的判案手段。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凯瑟琳的命运。但不管怎样，高可信度的科学研究结果的发表以及近百名科学家发声，无疑会使凯瑟琳的案件吸引到更多关注，并使大众审视科学在司法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死亡一个接着一个

凯瑟琳和丈夫克雷格的第一个孩子卡勒布出生于1989年2月1日。除了在吃奶时有些喘不上气以外，小卡勒布各方面都很健康。一名儿科医师告诉凯瑟琳，喘不上气是因为孩子有轻微的先天性喉软化症，并且说这种病往往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自愈，不用担心。2月20日晚，凯瑟琳把卡勒布放到卧室隔壁屋里的一个婴儿床上，哄他进入了梦乡。随后凯瑟琳和克雷格也上床睡觉。凌晨3点左右，克雷格被凯瑟琳的尖叫惊醒，他循着声音来到邻屋，看到凯瑟琳站在婴儿床边，撕心裂肺地哭喊：“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怎么了！”克雷格抱起卡勒布，发现孩子虽然身体还是热的，但已经没了呼吸。他让凯瑟琳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自己则试图为孩子做心肺复苏。但当救护车赶到时，孩子已经死了。

法医鉴定后认为，卡勒布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婴儿猝死综合征是一种定义非常含糊的死因，甚至直接原因都难于解释。医学界对其的诊断标准是：不足1岁的婴幼儿猝死，如果经过尸检、死亡现场调查和病史回顾，找不到可供解释的死亡原因，那么就可以将死因定为婴儿猝死综合征。

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凯瑟琳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帕特里克于1990年6月3日降生。从各方面看，帕特里克都很健康，但4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克雷格再次被凯瑟琳的尖叫惊醒，他发现凯瑟琳站在婴儿床的旁边嚎哭不止。和卡勒布一样，这时的帕特里克体温尚存但已经没有了呼吸。克雷格夫妇一边给孩子做心肺复苏一边叫了救护车。这一次，救护车及时赶到了。医生随后对帕特里克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检查，但对孩子猝死的原因没有给出正式的诊断，一名神经病学领域的儿科医师给出的诊断是癫痫（帕特里克在入院两天后曾出现过癫痫样发作）和皮层性失明（cortical blindness）。1991年2月13日，正在上班的克雷格突然接到凯瑟琳的电话，凯瑟琳告诉他：“孩子又犯病了。”在克雷格一家把孩子送到医院后不久，帕特里克死了。关于死因，一名内科医师给出的诊断是心脏停搏（cardiac arrest），但无法给出导致心脏停搏的原因，随后的尸检也没有发现具体的原因。

连续经受如此重大的打击，凯瑟琳夫妇搬了家，希望换一个环境。1992年10月14日，第三个孩子莎拉出生了。这一次，夫妇俩没有让孩子睡在邻屋，而是把婴儿床放在了他们的卧室里。1993年8月29日凌晨1点左右，克雷格再次被凯瑟琳的尖叫惊醒。他发现凯瑟琳站在卧室门口，莎拉躺在婴儿床上，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肺复苏和赶来的医护人员没能挽回孩子的性命。法医尸检后得出的结论是莎拉属自然死亡，但具体原因不明。

1997年8月7日，这个家庭的最后一个孩子，女儿劳拉来到了这个世界。孩子看起来同样很健康，凯瑟琳夫妇也无比上心，专门安装了婴儿睡眠的监控装置，监控信息甚至会被传输到当地的一家儿童医院。和哥哥姐姐不同，劳拉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周岁的生日。1999年3月1日，克雷格在外工作。中午12点左右，儿童医院的救护车接到了监控装置的报警，赶到了凯瑟琳夫妇家。医护人员发现凯瑟琳正在一边嚎哭一边给劳拉做心肺复苏。劳拉最终还是死了，法医在尸检时发现劳拉的心脏有轻微的炎症，但排除了这是导致死亡的原因。

四个孩子的死对克雷格的打击很大，加之孩子不断死亡使凯瑟琳的精神状态和脾气越来越差，两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劳拉去世后不久，两人开始分居。

2001年4月19日，凯瑟琳被警方拘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报警的是她的丈夫克雷格，报警的原因是凯瑟琳的一本日记，而这些日记的内容可以追溯到凯瑟琳的童年。

日记与童年

夫妻两人分居后的一天，在清理杂物时，克雷格发现了一些凯瑟琳的日记。日记的内容让他大为震惊，因此他联系了警方。

在克雷格看来，日记中的有些内容太可疑了。比如，除了一些情感上的宣泄外，凯瑟琳在日记中还写道，“我觉得劳拉比莎拉漂亮……不会是另一个莎拉了，她和其他孩子不同，因此能够活下来。”“对于莎拉，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她能不吵不闹。结果有一天她真的不吵不闹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没人能够发现我写下的这些秘密。”“很明显，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对于熟悉凯瑟琳的人来说，这最后一句话最引人生疑，因为她的父亲非比寻常。

凯瑟琳出生于1967年6月14日，父母都是酒鬼，母亲还好赌。她的父亲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并且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曾经用刀划伤过前妻的喉咙，但仅被判入狱8个月。结婚后不到三年，凯瑟琳的父母间就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两人都经常喝得烂醉，凯瑟琳的母亲还常常外出赌博，凯瑟琳的父亲又因此怀疑她出轨。1968年12月8日，在灌了十几瓶啤酒后，凯瑟琳的父亲找到她的母亲，用长达25厘米的切刀对她连捅了24刀，凯瑟琳的母亲当场身亡。这时的凯瑟琳只有1岁半，随后就辗转于各种儿童养护机构。她的父亲因谋杀罪被判入狱，并在服刑15年后被遣返回他的祖国英国。

连续四个孩子离奇死亡，加上日记中“很明显，我是我父亲的女儿”这样的文字，使警方相信凯瑟琳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因此将她拘捕并对她提起多项指控。

比猪会飞的概率还小

在对凯瑟琳的庭审过程中，检方认为四个孩子是被凯瑟琳闷死的，但却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庭审总共进行了7周，检方主要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凯瑟琳谋杀的“证据”。一方面是日记中那些文字，检方认为，通过这些文字，凯瑟琳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是她杀死了四个孩子。另一方面是新南威尔士法医学研究所一个名叫阿兰·卡拉的病理学家的证词。卡拉曾对劳拉进行过尸检，他认为劳拉的死不能归因于自然死亡。在把自己的观点告诉警方后，警方请他也评估一下另外三个孩子的情况。在查阅了另外三个孩子的相关资料和报告后，基于一些确定性很有限的尸检结果，卡拉把自己非常主观的判断告诉了警方：“如果让我对四个孩子的死给一个统一的解释，那么我觉得从医学角度看，孩子是被闷死的这个结论是可信的。”

在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时，卡拉仍然无法给出实质性的证据支持他的观点，只是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家庭中出现四个孩子这样离奇死亡的情况。这种观点很契合由英国医师罗伊·梅多提出、当时仍然很受法律界推崇的理论。这一点从控方的陈述中也能看出来，一名检察官在总结陈词时说：“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家庭中有四个如此年幼的孩子死亡。（如果是自然死亡的话）这种可能性比人被闪电击中或者是猪会飞还小。”

陪审团也持这种观点。尽管凯瑟琳谋杀四个孩子的证据并不充分，陪审团仍然判定凯瑟琳谋杀罪、过失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成立。

尽管凯瑟琳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官只是将刑期减少到了30年监禁，25年不得假释，并没有改判她无罪。不过她的律师团队并没有放弃。2015年，凯瑟琳的律师团队向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希望司法机构对凯瑟琳一案重新进行调查，理由是过去十多年间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医学界对婴儿猝死综合征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比如，已经发现婴儿猝死综合征与超过30个基因有关。与此同时，律师团队还联系了一些科学家，希望这些科学家能够对凯瑟琳和四个孩子的基因组进行研究和分析，看看有没有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还凯瑟琳以清白。虽然新南威尔士州在2018年8月重启了调查，凯瑟琳的律师团队也提交了一些有利于凯瑟琳的医学证据，但法官仍然在2019年7月宣布对凯瑟琳的定罪不存在“合理的怀疑”。

一个基因的突变

在凯瑟琳律师团队联系的专家中，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免疫学家、该校个人化免疫研究中心主任卡罗拉·维鲁埃萨（Carola Vinuesa）。她和同事最终答应对凯瑟琳和四个孩子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并在凯瑟琳2018年10月8日在狱中签署了同意书后开始着手相关的研究。

2021年3月，维鲁埃萨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表了测序和研究结果。这篇发表在欧洲心脏病学会官方期刊EP Europace上的论文的标题是《是杀婴还是遗传性的心律失常？》。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凯瑟琳的口腔拭子和四个孩子的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四个孩子的样本来自新生儿出生时采集的足底血、尸检后冻存的肝脏组织等。

分析结果表明，凯瑟琳、莎拉和劳拉的基因组中有一个重要基因存在一种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突变。这个名叫CALM2的基因编码的是一种叫作钙调蛋白的特殊蛋白。在细胞中，钙调蛋白能够与钙离子结合，进而调控很多种重要蛋白的功能，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两种钙离子通道（允许钙离子穿过细胞膜的“门”）。在这些被钙调蛋白调控的蛋白中，有一些蛋白对心肌的正常收缩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些蛋白失调，心脏的活动就会异常。

2012年，在一个瑞典的大家庭中，医学研究者第一次发现了人钙调蛋白基因的突变。携带这种突变的部分家庭成员的心脏活动存在异常，并且有人因为心源性猝死最终死亡。科学界随后又发现了其他形式的钙调蛋白基因突变，这些突变的部分携带者也会表现出心脏活动异常甚至死亡。（并非所有突变携带者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这些先前的研究结果提示，莎拉和劳拉的死可能与这个基因突变有关。测序结果还显示，母女三人携带的这个突变发生在钙调蛋白的第114号氨基酸上，而医学界此前就在一对姐弟身上发现过一个第114号氨基酸上的突变（但突变的方式与母女三人的突变不同），其中姐姐在5岁时猝死，弟弟在4岁时出现过心脏停搏。

研究人员随后又对母女三人这种突变钙调蛋白的功能做了进一步的检测，包括突变蛋白与钙离子结合的能力，以及突变蛋白对两种钙离子通道的调控能力。研究发现，突变蛋白与钙离子结合的能力以及调控钙离子通道的能力都变弱了。基于这些多方面的证据，论文的作者认为莎拉和劳拉是死于这种突变引起的心律失常所导致的猝死。

除了莎拉和劳拉外，研究者在卡勒布和帕特里克的基因组中也发现了一个基因存在突变，而且两人都携带了两个拷贝的突变基因（两条染色体上各一个）。在此前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如果小鼠的这个基因发生突变，那么小鼠会出现程度剧烈的癫痫发作，这一点与帕特里克曾出现癫痫样发作相吻合。此外，携带这个突变的小鼠在前6个月中的死亡率高达50%。证据并不仅仅来自小鼠实验，医学研究者此前还发现，一部分携带单个拷贝这种突变基因的人会患上一种神经系统疾病（进行性核上性麻痹样综合征）。这些研究结果都提示，卡勒布和帕特里克的猝死很有可能也与携带的基因突变有关。

基于这项研究结果，90名全球各地的科学家于3月2日签署了一份给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请愿书，呼吁司法部门改判凯瑟琳无罪。除了卡罗拉·维鲁埃萨和其他一些论文作者外，签名人还包括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彼得·杜赫提、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伊丽莎白·布莱克本、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约翰·塞恩等人。但请愿书上没有阿兰·卡拉，那位在凯瑟琳定罪中起了关键作用的病理学家的名字。

还会有变数吗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项证据充分的研究结果足以洗清凯瑟琳的冤屈。但情况未必有这么简单。以凯瑟琳被定罪时仍然被司法界推崇的罗伊·梅多的理论为例，科学界其实早就对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理论毫无依据。甚至在凯瑟琳于2003年5月被定罪的4个月前，2003年1月，刚有一名女性洗清冤屈。这位名叫萨莉·克拉克的英国女性因为被判谋杀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于1999年10月入狱，在出庭的专家证人中，其中之一正是罗伊·梅多。通过不断上诉并提交多方面的证据，萨莉·克拉克最终于2003年1月被法庭改判无罪。但凯瑟琳没有克拉克幸运，澳大利亚的司法系统仍然深受梅多理论的影响，坚信如果短短十年间有四个孩子连续自然死亡，那么猪一定能飞。

除此之外，很多国家的司法系统一向有墨守成规、无比固执的特点，不愿意摒弃逐渐被证明不够准确，容易使人蒙冤的判案手段。2009年，援引大量的相关资料，美国科学院发布了一份长达35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除了DNA分析外，利用法医界很多常用方法获得的证据都不足以为庭审提供充分和可靠的支持，这些方法包括咬痕分析、笔迹比对、指纹分析等。但12年过去了，这些方法仍然在被广泛应用，很多法律界的人士也不愿意审视这个问题。

在充分的科学证据面前，澳大利亚司法界是否会改判凯瑟琳无罪目前仍然难以预计。但凯瑟琳的案件足以让人思考科学在司法系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司法系统是应该固守陈旧甚至已经腐化的传统，还是应该尊重科学？如果拒绝尊重科学，那么一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萨莉·克拉克或者凯瑟琳·弗比格。这种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被以吸引流量和眼球为目的的媒体和个人放大，使当事人遭受更大的伤害。虽然萨莉·克拉克最终得以昭雪，但曾经蒙受的冤屈和媒体八卦给她带来了太大的伤害。她在出狱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于2007年死于酒精中毒。

2019年，《当树枝折断时》出版了第二版。尽管此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凯瑟琳可能蒙受了不白之冤，但小报记者出身的作者马修·本斯并没有在书中对这种可能性进行冷静分析。第二版序的最后一段只有态度明确的一句话：凯瑟琳·弗比格是一名谋杀犯，是澳大利亚最冷血的女连环杀手。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