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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何袜皮，

从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

到美国攻读人类学博士，

如今，她是一位凶杀案的写作者。

她和团队写下超100件

国内外知名犯罪案件，

发表在公众号“没药花园”。

所有案件都是真实事件，

妻子在睡梦中被丈夫掐死，

女孩被男性亲戚集体性侵，

被母亲精神控制的“完美男孩”

最终走上了弑母的道路……

多时一个案件超百万人阅读。

一条在上海见到何袜皮时，

喜欢穿卫衣配牛仔裤的她，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生。

她谈到当你去凝望这一场场平凡人的恶，

还原每个案件细节后，

又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绝大多数罪案的动机

都是很普通的欲望，

比如嫉妒、占有欲、性欲、冲动、愤怒、贪婪，

普通人和罪犯的人性相通，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后者跨越了那条界限？”

自述 何袜皮

撰文 陈薇沁 责编 陈子文

摄影师：鲍雁洲

“越是发达的城市，高智商的犯罪，就越有可能发生在隔壁房间。”

2017年，章莹颖案嫌疑人克里斯·滕森进入公众视野。何袜皮读博士时，曾与他身处同一个校园。她突然觉得，一个凶杀案罪犯有可能曾与你擦身而过。

在此之前，何袜皮是个业余的侦探小说家；在此之后，她成了职业的罪案作者。

至今，她和团队在公众号“没药花园”上已经更新了100多个陈年旧案或悬案，很多在案发当时都轰动一时：上海冰柜藏尸案、南大碎尸案、黑色大丽花案、玛德琳失踪案……

何袜皮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是她写的《汤兰兰真相：谎言与兽行》。不满14周岁的汤兰兰（化名）举报数名男性亲属乡邻，包括她的父亲，对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性侵。

何袜皮不是第一个写汤兰兰的，她的书写却让很多对社会案件不感冒的读者，很有阅读欲。

她的文字克制，结构常常像是一篇论文，比较复杂的案子会跟踪长达1年，写六、七万字，分成上、中、下，涵盖了所有她经过辩证的细节。

短短1年时间，她的读者自发建立了豆瓣小组，聚集了6000多名组员讨论案情，其中很多是985高校或是海外留学的博士、硕士生，他们探讨的并不仅仅是“100种死法”，

以下是何袜皮的自述。

头顶烈日，站在黑暗中

在许多人眼里，犯下残忍罪行的人，可能天生变态、是恶魔、反社会人格。但是，一些案子在抽丝剥茧后，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凶手并不是冷血反社会人格，而是长期欲望被压抑，突然爆发。

我写过的、讨论度最高的是2016年吴谢宇案，一个北大学生的母亲，尸体被防腐包和防水塑料一层层包裹着，在教职工宿舍被发现。她的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

整个案子最诡异的部分在于，在吴谢宇已经被公布为嫌疑人后，我曾和他北大的同学交流过，包括阅读其它媒体的采访，发现没有任何人能说出他的一个缺点。

邻居说，每次去他家，他都会认真给客人打招呼再继续投入学习（自律、专注、礼貌）；学弟学妹说，他在福州高中是“宇神”，到了北大经济系依然是同学口中的“大神”，打篮球是“篮球大师”（高智商）；他甚至会在课后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同学（有同理心）。

高中老师评价，“如果非说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完全没有缺点。”

如果缺点是影子，什么情况下，人才会没有影子？一，头顶烈日；二，站在黑暗里。

他头顶的烈日很可能是他的母亲，一位道德意识很强的教师。

两年后，吴谢宇在重庆机场被捕，同时被媒体挖掘出在逃跑期间，他找了一个性工作者作为女朋友，用诈骗来的100多万元嫖娼、买彩票，甚至自己在酒吧当男模，完全背离了母亲为他设计的“完美少年”的路。

被捕时的吴谢宇，完全像是解放了自己被压抑二十多年的天性，脱下了面具。

白银市连环杀人案，是1988-2002年间发生在甘肃省白银市和内蒙古包头市的一系列案件，至少有11名女性遭到入室强奸、猥亵再杀害。

通常这一类案件刚开始发生时，警方对罪犯的侧写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凶手是一个单身的、得不到性资源的男子。但通过DNA-Y染色体检验并对比数据库，找到的嫌疑人高承勇，他现实生活中是有妻子的，并不缺性资源。

他作案是因为自己的性癖好，这类扭曲的性幻想通常伴随着暴力、痛苦和死亡。

我曾看过他的第一期案子“小白鞋”的作案现场的照片，他当时非常从容，没有带走之前的财物，没有强奸，而只是打开死者的双腿，进行了窥视。

欲望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当它延伸出去就会触碰到一条界限。这条界限是由法律、道德、规则，以及他人的利益划定的。

美剧《重案组》里警探普罗文萨的经典台词，It’s always the husband（凶手永远是丈夫）

受害者最多还是女性，

嫌疑人是丈夫、父亲、情人

我在选择写什么案件时，会尽量顾及不同的案件类型。譬如，杀妻案的题材很多，也受到关注，但我们不会接二连三地去写杀妻案，避免大家对某一类案件发生的频率产生错觉。

但无论如何选择案件，都会发现女性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杀害的概率，比男性高出了一倍。（根据2017年联合国发布的《女性因性别被谋杀的死亡报告》）

曾经美满的一家人

美国的一对中产夫妇，在外人看来是郎才女貌。33岁的丈夫克里斯·沃兹平时性格温柔，承担大部分照顾孩子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懦弱。他善于自我牺牲，妻子开豪车，而他连自己的车都没有。

这么一个被所有人认为是好爸爸、好丈夫的男士，在2018年的某天凌晨先勒死了怀孕的妻子，再用毯子闷死了3岁和4岁的女儿，并把母女三人的尸体带到他工作的油田处理。

警方调查得知，他正在和一个女同事妮可发生婚外情，妮可投其所好，让他仿佛看到了摆脱家庭后，可以过上自己心仪的新生活。

克里斯·沃兹接受庭审

为什么克里斯·沃兹要选择谋杀，而不是离婚呢？

因为对懦夫来说，谋杀反而是个捷径，可以回避更复杂的挑战。他根本不敢和强势的妻子闹离婚，才选择杀害妻子来逃避战斗。

这就像是，一个人打游戏冲不过这个关卡，就索性拔掉了电脑的电源。

汤兰兰性侵案中，汤兰兰指控自己的父亲、以及全村十几个男性亲戚、村民，最后共有11人获罪。

因为有一些被判刑者或者他们的亲属称他们是被冤枉的，以及汤兰兰曾在后期指控的人数很多，当时也有媒体提出质疑，汤兰兰是否完全是在撒谎、诬陷。

我偏向于相信汤兰兰，因为在一个落后的、男权的村里，一个未成年少女一口气诬陷身边的一大群男性并成功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她撒谎，主要她年龄小、文化程度不高，她抓起法律武器的同时，也心存报复，可能诬陷了一些曾经用别的方式欺负她的人，我们只能说，她不是个“完美受害者”。

往往是人们的想象力，制造了恐怖

我成长于一个比较理性的家庭。小时候住在苏州的镇上，一个曾祖母留下的老房子。最初，周围的亲戚都说，房子里一到半夜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应该是闹鬼。

我爸不信邪，他一个人住进去后，半夜起来查看，发现是几只老鼠踩在厨房里的刀柄上，敲击着木砧板。

所以他给我的教导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找到合理解释的，只是人们的情绪以及想象力，让事情变得复杂和可怕。

幼时的何袜皮与父母

在上中学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的推理小说，尤其是喜欢英国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作品，看完了三毛翻译的所有译本。从那时起，我对破案解谜就产生了兴趣。

大学毕业后，当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记者；后来出国读了人类学博士，系里老师同学的课题都是五花八门，有人研究黑魔法，有人研究非洲巫术，有人研究太平洋岛国上的母系社会，我当时选择研究的是金三角地区的赌场。

何袜皮和同学一起学习当地语言

2014年，我第一次去金三角，那晚浓雾弥漫，金三角特区的赌场鼎盛的时期，到处都是肤色各异的美女发牌员，越南的姑娘在台上跳脱衣舞。餐厅里都是奇珍异兽的肉，当地的“老大”上街遛猴子、遛老虎，是个非常魔幻的地方。

同年，我写了一本小说《情马俱乐部》，讲述因为身体异形而成为高级玩物的女子如何抗争，去寻找爱情、自由和尊严。为数不多的读者称它是“梦幻奢靡的弗兰肯斯坦”（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

很多女作家是用经历写作，呈现她们的经历和生活；而我写的都是和自己的生活，包括大众的生活，脱节的、存在巨大反差的。

选出来的命案，很多也被报纸、电视节目持续追踪过，有些甚至被拍成纪录片。

国外知名的悬案，官方的资料都很丰富，比如网上有蓝可儿的尸检报告可以下载，比如克里斯沃兹杀妻案，美国警方公布了1600多页的卷宗。

因为当过记者的关系，也会有杂志找到我去调查国内案件，比如上海冰柜藏尸案，我找到了受害人杨丽萍的家属进行采访，了解了她生前的婚姻状况等。

很多时候家属也想通过媒体，让大家了解内情，进而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推动案件的进展。不然许多消失的受害者，就很有可能再也找不到了，因为侦查太难了。

案件是指引我们的寓言故事

猎奇的、煽情的部分，那肯定是读者感兴趣的。在国外，也有大量真实的案件，被编撰成书、纪录片甚至电影。

客观地来说，对真实发生的恐怖故事感兴趣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未必很高。但结合中国的人口基数，其实是很大一个群体，但可能中国写这方面题材的作者，就比欧美少了很多。

没药花园的读者中，大概75%以上是女性，高收入和高学历人数比例很高。他们更多关心的不是恐怖的细节，而是从证据或者心理层面去解构这个案子，它的真相是什么，背后的人性是怎样的？

很多案件报道在我看来，就像是寓言故事。

18岁的诺拉杀害了母亲

比如诺拉弑母案，一个18岁的少女杀害了她的母亲，其中一个动机就是她希望能提前继承遗产，不想被管束。而母亲希望诺拉不要吸毒，整日派对，要她必须晚上12点前回家。

诺拉在等待警察到来的时候，曾拿下尸体头上的洗衣篮，似乎是看到了妈妈瞪着的眼睛，又把篮子盖了回去。

哪怕痛下杀手，她对母亲的感情还是复杂的。一方面把她母亲视作是自己实现自由的绊脚石，另一方面她也知道母亲是爱自己的，所以内心会有内疚和心虚的感觉，不敢面对母亲的双眼。

在北京大学进行讲座

我自己的家庭关系一直以来很稳定，先生从事互联网行业，我们的女儿今年也6岁了。

经常有人问我，写恶性事件会不会对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我不这么觉得。因为我是很客观地看待，世界上就存在这些罪行，我们不能假装他们不存在，但同时所有的案件都是小概率事件，不应该因为有这些恶行事件存在而改变人生轨迹。

譬如一个女孩本来要相亲，她读了杀妻案的报道后，突然说我不结婚了，保命要紧，我觉得不至于这样。

这些报道对本来有结婚意愿的女孩的意义应该是：相亲的时候更加留心，学会识别危险的人，挑选到最正确的伴侣。

书写这些案件，我的初衷是希望大众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只是一片风和日丽，它也存在犯罪、黑暗——这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虽然案件很离奇，但是背后的人性可能很普遍，希望每个人可以更好理解自己，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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