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婚姻配对很准哦(古代才子佳人姻缘背后的实相)

才子佳人巧结良缘,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人们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家庭幸福的一种美好愿望,他们那些缠绵悱恻与悲欢离合的故事,不仅在上层社会的文人圈子里引为美谈佳话,而且在下层社会的民众心理上也对它发生兴趣并寄予善良的愿望,它的意义大大超越了才子佳人狭窄的情感涟源的范围,早已成为中国古

古老婚姻配对很准哦(古代才子佳人姻缘背后的实相)

才子佳人巧结良缘,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人们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家庭幸福的一种美好愿望,他们那些缠绵悱恻与悲欢离合的故事,不仅在上层社会的文人圈子里引为美谈佳话,而且在下层社会的民众心理上也对它发生兴趣并寄予善良的愿望,它的意义大大超越了才子佳人狭窄的情感涟源的范围,早已成为中国古代人们对美好幸福的一种执念,人们从这种观念出发,总希望有个圆满的结局,于是才子佳人大团圆是中国叙事文学中非常突出的现象,而且渐渐演绎为一种固定的格局:士子才高,小姐多情,后花园私定终生,家庭阻扰,士子上京求名,皇榜高中,才子佳人结尾美满婚姻,这种故事格局以婚姻为线索,既展现了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又反映了使得非法婚恋在封建社会里变为合法婚配的要求,故事情节的转机与矛盾冲突的解决往往是才子的科举入仕,如果才子在科举考试中失败,榜上无名,那么既便是才如子建,貌似潘安,也难以改变穷困潦倒的地位,这般他与佳人的山誓海盟也大都会烟消云散的,也许偶尔出现一点超现实的爱情,也必然瞬间即逝,夜莺是不能以歌唱爱情来充饥的,只有才子一举成名,才能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平生愿望的实现,任何所谓的爱情都是不能超然现实。

《莺莺传》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最早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典范,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是以悲剧结束的,张生自喻莺莺是绝色的美女,美艳不可方物,又认为这般尤物又是祸水妖孽,不能降制,宁可弃之,其实张生也并非其“德”不足,反而是困于潦倒,他屡试不第,自惭贱卑,难以攀高结贵,有点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嫌疑,张生不能科举入仕,不能改变他们之间悬殊的社会地位,其两人之间的私情也就不能为社会所接纳谅解,因而就不会有美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唐人传奇小说中,如柳毅、崔护、裴航等文人才子都是落地的秀才举子,他们在现实中的婚恋大都也是失意的,所以他们只能遇到聊斋情境中类似的仙子、龙女等意念中的奇迹,才能与所爱的佳人大团圆,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经典,都一再暗示科举入仕与佳人的美满婚姻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个故事有其饱含的现实意义,也折射出古代市井阶层的社会意识与朴素的美学思想。

南宋话本小说《张生彩鸾灯传》中,叙述乐越州秀士张舜美(又是一个张生)因乡荐到杭州考试未中选,于元宵佳节的灯会上与富家女子刘素香相遇,一见钟情,相约于绣楼偷约,双双私奔,谁知于中途失败,又值大比之年,张舜美得中首选解元,上京应试,舟次镇江,偶在尼姑庵与刘素香重逢,悲喜交集,他又匆匆别离素香,一路至京,连科进士,这般才使得他和素香“缺月重圆”,张刘两家也欣然承认了这桩亲事,刘家称“喜得佳婿”,张家则“大喜过望,作晏庆贺”。

戏文《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叙述了三原马文辅与松江董秀英自幼有约,双方父亲卒后,文辅到松江仿秀英,假馆于东邻山寿家里,秀英命婢女约文辅于海棠厅幽会,偷情发生后,董母逼令文辅上京应试作为应婚条件,文辅科举入仕后,终与秀英如愿成婚,又如戏文《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叙述书生吕蒙正穷困时,偶为富家女刘月娥掷彩球所中,刘月娥不顾家长反对,离家与吕蒙正同居破窑,无奈贫贱夫妻百事哀,甜蜜之后,为日常生活发愁争吵,直到吕蒙正时来运转一举中第,才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古老的《诗经.幽风.东山》就有叙事性的诗篇,叙述征夫服役结束归家的情形,他的家已经破败不堪,贫寒萧条,鹤鹊的喜悦鸣叫似欢迎他的归来,妻子在草屋里的叹息则似不堪贫苦的生活,虽然团圆了,情境却极为凄苦,贫贱夫妻百事哀,发出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的深沉感伤,这样的团圆实际是没有丝毫戏剧性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富贵荣华基础上的大团圆才有充分的欢庆气氛与戏剧色彩,也才会是美满的,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了一个大好的结局抚慰人心,戏文剧目里才子佳人的大团圆也就大都如此版本。

才子佳人确有真挚而热烈的爱情,也有浪漫而大胆的密约偷香,还有诚心而神圣的海誓山盟,但仅仅如此并不能保证他们的私情成为合法的成全,也不具备美满团圆的必然性,只有才子踏入仕途获得荣华富贵,科举考试也是踏入仕途的必由之路,反过来佳人的情感优美动人,却在整个情节的发展演变中并不具有实质意义,情感退居于次要地位,情感经受不住现实利益的冲击,才子佳人表象上是传奇式的爱情,而真正意义上却是一种最现实的内在关系,只是科举入仕最本质因素的反衬,往往淹没于浪漫而优美的传奇性里,不为人们注意到罢了,人们无法正视美好愿望下所涵盖的庸俗。

无论才子佳人故事的结局如何,都不影响其故事的真实性,而是这些人物的行为、性格何故事情节,大都体现了一种生活逻辑的本质性因素,同样是张生与莺莺的故事,在《莺莺传》里以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尾,而在《西厢记》里则以大团圆的戏剧结束,才子的科举应试成功与否决定了婚姻迥异的结果,然而人们更愿意见到他们一个个圆满的结局,这符合国人善良的根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诉愿,从艺术的角度更凸显其审美价值与社会示范意义。

如果你还不能从古代的戏文里缓过神来,你再看看近代鲁迅先生同名小说《伤逝》,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就会明白,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在,这些直抵灵魂,令人心沉而富有哲思的戏文故事,无论悲喜,都清晰而无情地揭示了两性相悦背后的迷思,让你明白什么才是所谓的级层阶第,什么叫门当户对,不是所有的恋人都能在围城中终老,大多数的爱情最终都会走向“伤逝”,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立,可以想象如果这些所谓的才子书生屡试不第,布衣终生,穷困潦倒,地位卑下,他们怎么可能与自己所爱的人终成眷属,这不能怪父母的势利眼光,也不能怨恨佳人的无情无义,追求虚荣,而是生存的现实与现实的利益筑成的不可逾越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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