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父亲从高处坠落我吓醒了(梦见自己的父亲从高处掉下来摔死了)

这可能是上海最特别的医院,每个病人床头的卡片上,除了个人信息,还写着案由,有的是故意杀人,有的是运输毒品。毕竟,这是监狱总医院。仔细看,感染科有些病人比较特别:面色偏白,身材消瘦,有的面颊深陷、眼圈发黑,有的牙齿掉了不少,30岁出头看着却像60多岁。他们是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收治的艾滋病犯。既是艾滋病人

梦到父亲从高处坠落我吓醒了(梦见自己的父亲从高处掉下来摔死了)

这可能是上海最特别的医院,每个病人床头的卡片上,除了个人信息,还写着案由,有的是故意杀人,有的是运输毒品。毕竟,这是监狱总医院。

仔细看,感染科有些病人比较特别:面色偏白,身材消瘦,有的面颊深陷、眼圈发黑,有的牙齿掉了不少,30岁出头看着却像60多岁。他们是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收治的艾滋病犯。

既是艾滋病人,又是服刑人员,同时失去自由和健康。有病犯拒绝治疗,用头撞墙,鲜血直流。还有病犯拒不配合,甚至向医护人员身上吐口水。

在这些“最危险的犯人”的生命接力中,民警、医生、家人握着最关键的几棒。从犯人入狱的那一刻起,这场接力就开始了。

临危受命

新收犯监狱,是服刑改造的入口,新收罪犯在这里做好体检和入监教育后,会被分流至不同监狱。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的艾滋病专管监区,关押着上海所有成年男性艾滋病犯。

早上7点半,吃过早餐,服刑人员端上杯子,排队依次进入活动室。伴随着耳边的轻音乐,他们从民警手中接过各色药片,吞咽后张嘴查验,再进入观察区等待。白蓝黄的小药片,是必吃的艾滋病专用药,还有人并发糖尿病、高血压、肝炎等多种病症,最多的要吞下13种药。

“别看只是服药,这可是很有讲究的,要保证‘送药到手、入药到口、吞下再走’。艾滋病患者必须每天按时服药,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民警胡水清说,长期服药很容易产生厌烦情绪,为此活动室布置得比较温馨,墙上挂着画,还放些舒缓的音乐,就是为了放松心情。

女护士给艾滋病犯人抽血遇险,带血的针头扎上她的手

胡水清在工作中

服药制度背后,艾滋病犯的管理和治疗已经走了很长的路。21世纪初,中国艾滋病感染救助情况不容乐观,国家要求司法机关对服刑人员进行全面普查,集中管理。2005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在新收犯监狱设立艾滋病专管监区,对艾滋病犯进行集中管理教育。

胡水清就是那时被调往这个监区的,“当时对艾滋病的传说比现在的新冠还厉害,心里没底,说不害怕肯定是不可能的。”即使当过兵,1984年退役后就在新收犯监狱工作,但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他根本不敢和家里说自己的工作调动。

最初那段时间,他总是噩梦不断。有一次夜里梦见自己被艾滋病人围堵追咬,惊醒后大喊救命,妻子也被吓醒,他只好谎称睡前看《动物世界》梦见自己被蛇咬了,从那之后家里就不许看这档节目了。

没有人愿意以身犯险,但对民警而言,这是职责所在。胡水清和同事们临危受命后,为了整明白“艾滋病到底是个什么病”,他们读了上百本有关艾滋病防治的书籍,记了近10万字的读书笔记,多次前往社会机构、医疗院所和疾病防控中心向专家求教。

2003年,国家启动了免费抗病毒治疗,并推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CD4指数在200以下,就可以到当地疾控中心免费进行抗病毒治疗。CD4细胞是判断艾滋病人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至1600个,小于200个,就会发生多种机会性感染或肿瘤。

而监狱里尚未引入这一政策。胡水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服刑人员能够顺利接受抗病毒治疗。很快,经他报告申请,在上海监狱与公共卫生中心等诸多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的服刑人也顺利享受到了这一待遇。

但问题依然层出不穷。拒绝服药和接受治疗的大有人在,服刑人员总丧气道“活不到出去了”。很多病犯是在收监体检时才知道自己患病,拿到诊断报告后无不惊恐万分。自身的恶习、对生活的绝望,导致他们抗拒改造、破罐子破摔:有的用撞铁门、摔桌椅、砸电视来发泄;有的绝食企图自杀;有的自残说要传播病毒;还有的拒不吃药,想骗取“保外就医”……

女护士给艾滋病犯人抽血遇险,带血的针头扎上她的手

胡水清在工作中

为了拉近与艾滋病罪犯之间的距离,日常与艾滋病罪犯接触时,胡水清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还主动走到他们中间,和他们面对面交流。“艾滋病病毒在空气中不传播,管理时不应该再让他们感到被歧视。”

17年来,胡水清接手了千余名艾滋病犯,实现了零死亡、零事故、零传播。从对艾滋病一窍不通,到成立“胡水清工作室”,成为大墙里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艾滋病犯念念不忘的“胡指导”和“老爸爸”,他见证了很多生命的蜕变。

生命的接力

杀死男朋友后,王帆于2009年初被判死缓入狱。没想到,在罪犯体检筛查中,他被查出了艾滋病,这一晴天霹雳几乎击溃了他。

“我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闭上眼就是发病时全身溃烂、到处流脓、口舌生疮、满面红斑的模样,还能听见丧钟,看到死神在我床边。”王帆说话时精神恍惚,坐在椅子上,不停用手搓自己发黑的腿,这是多年吸毒导致的。

胡水清告诉他,虽然艾滋病不可治愈,但如果坚持抗病毒治疗,病毒在体内的进展能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感染者可以保持良好状态。胡水清跑遍上海各家医院咨询,还请来市疾控中心专家共同制定治疗方案。三个月后,王帆的身体恢复了,情绪也逐渐稳定了,还表示:“爱人嫌弃我,朋友唾弃我,但胡警官没有放弃我。他为我做了那么多,我会好好活的!”

嘴上这么说,但王帆在改造活动中算不上积极,经常闷闷不乐,监狱开放日也总是孤身一人。胡水清注意到了。

一次开放日活动,王帆正在发呆,突然听到民警喊他去会见。看到母亲的瞬间,他眼眶通红,母亲也不停地抹眼泪。原来,王帆只有母亲这一个亲人了,母亲虽然记挂儿子,但身在外地,从没来过上海,是胡水清辗转联系上他,协助她来看儿子。

“艾滋病犯很特殊,需要身心兼治,亲人的支持和关爱对他们意义重大。”胡水清看到,这天之后,王帆这个曾被贴着“危险犯”标签的绝望者,思想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终于有了好好改造信心,还成了文艺活跃分子。

女护士给艾滋病犯人抽血遇险,带血的针头扎上她的手

胡水清在记笔记

家人是艾滋病犯生命接力中的重要一棒,但能被家庭接纳的病犯是极少数。在胡水清的观察中,有九成艾滋病犯的家里都不知道他们患病的事实,甚至很多人从入狱起就被亲人断绝了关系。

服刑人员吴伟被押送进监时,骨瘦如柴、精神恍惚,头发成片往下掉,大半个后脑勺出现斑秃。以前他当货运司机,收入相当可观,是家里的顶梁柱。因为“以贩养吸”,他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父母妻女随即和他断绝了关系。在监狱经过抗病毒治疗后,吴伟病情好转,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胡水清还将音乐、舞蹈等艺术引入监区,成立了舞蹈组、合唱队、乐器班、绘画组,用艺术带领他们走出阴霾。王帆加入了合唱队,每天按时训练和学习,还把劳动补贴攒下来,定期寄给母亲。

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好结局。眼看着服刑生涯就要结束,吴伟重获自由的希望迫切起来,却在距离刑满释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因糖尿病并发症突然双目失明。通过监狱民警的努力,终于联系到他的叔叔来接他。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新来的病犯在经历震惊、恐慌、暴怒后,也不得不接受事实,在治疗、发病、再治疗中反复。监狱里的病犯病情突然恶化时,这根生命接力棒,就要交给监狱总医院。

职业暴露的风险

“CD4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5个!”,看着李明的检验报告,邱永生医生被吓了一跳。一旦发生机会感染,后果不堪设想。李明才30多岁,但满腿的针眼和已经溃烂流脓的皮肤,显示出他“毒龄”之深。刚进新收犯监狱不久,李明就因高烧不退被送来了监狱总医院。

接诊医生邱永生是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他和胡水清是老相识,两人几乎是同期开始学习艾滋病知识的,老胡遇到的“疑难杂症”大都会送到这里来。

但李明极度抗拒治疗,还自伤自残,刚进病房就用头使劲撞墙,撞得满头是血,腿上的脓包也破了,甚至能看到白骨,救治风险极大。邱永生和同事们赶紧把他抬到床上展开抢救,清创上药后,李明也没有力气再闹了。

与工作中的辛苦和艰难相比,随时可能面临的职业暴露才是更危险的。“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只要和病人之间没有血液交换,是不会被感染的,做好正确的防护就不用怕。”邱永生说,口罩、面罩、防护服、鞋套、手套、帽子都是医护人员必不可少的装备。

女护士给艾滋病犯人抽血遇险,带血的针头扎上她的手

邱永生在工作中

医护人员也会多一个心眼,换药时有人多要一块纱布、一根棉签,护士的脑筋都要转一转,几条纱布可以做成一根绳子,棉签磨尖了也很危险。邱永生说:“每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都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我们会仔细权衡。”

即使这样,也有突发状况。有位护士给艾滋病犯抽血时,病犯不配合,带血的针头就扎在了她手上。邱永生第一时间对她进行抗阻断治疗。她不是唯一发生过职业暴露的医护人员。感染科发生过的几次职业暴露都是邱永生处理的,经过留血样、把血挤出来、冲洗、消毒、吃药等步骤后,经检测无一人感染。

“刚和嫌犯接触时,大家心理上都有波动,包括我,就是担心职业暴露。但艾滋病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规范操作,民警完全可以避免职业暴露风险。”胡水清说,为此,他们编写了一本16万字的《艾滋病犯实务与操作手册》,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预案。与病犯朝夕相处,数百次陪诊,自己也成了半个抗艾专家,对各类用药反应都清清楚楚,看一眼病犯,基本上就能指出哪处有毛病。

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风险救治这些罪犯呢?

“就医是权利,改造是义务。”邱永生说,生命权至高无上,罪行自有法律审判。艾滋病犯也在国家免费治疗序列里,保证他们的健康,是司法公正的体现。监狱医院的医生肩负着医生和警察两个角色,有管理教育的责任,除了治疗、宣传艾滋病知识,还要经常和病犯交流,既治病也治心。

女护士给艾滋病犯人抽血遇险,带血的针头扎上她的手

邱永生

李明的心结在于对母亲的仇视,他对邱永生医生说,“我妈亲手把我送进了监狱,不就是想让我死吗?我本来就是晚期了,全身烂掉她才满意。”他不反思自己贩毒和屡次偷盗的错,却一味怪罪母亲,为了尽早结束生命,甚至还拒绝吃药。李明的CD4指数跌至低谷,监狱总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经过批准,李明的母亲前来探望,老人哭着对奄奄一息的儿子说:“刑期只有十几年,跟自己较劲,你的命都熬不了这么久,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医生、心理咨询师、社会帮教志愿者也及时介入,在住院的5年中,他逐渐打开心门,一步步走出了泥沼。

从2005年至今,每个春节,胡水清都是与艾滋病服刑人员一起度过的。过完眼下这个年,他就退休了,接力棒要交给年轻人了。

前些天,他接到一通电话。“胡指导,我当爸爸了,孩子很健康!”因寻衅滋事被判10年的艾滋病犯,回归社会后顺利地结婚生子了。“我太开心了,他们能在社会上平安生活,不给社会惹事,说明我们的工作没白做!”胡水清笑着说。

(王帆、吴伟、李明均为化名)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刘雪妍 题图来源:均 市司法局提供

来源:作者:刘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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