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冯嘉鑫

女性主义疗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恰逢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这种疗法初期的追随者主要是女性心理治疗师。这些在职场备受歧视的女性将她们对性别歧视的抗议转化为动力，为寻求心理治疗的女性创造出一种能代替主流心理治疗的方案。

心理咨询师、作家张春在过往的从业经历中也意识到了“女性主义”视角的必要性。“可以说，我的大部分女性来访者的抑郁都源自女性长期被压抑的现实。”张春告诉澎湃新闻。

她和我们分享了对心理咨询行业本身颇为犀利的观察。

张春

口述：

在一次咨询师会议上，一群学界大佬讨论一个被家暴的女性案例，其中一位评论说，她“这样的行为不被家暴才怪”，这个评论让我严重不适。

在我看来，一群业内专家和同行评论一个被家暴的来访者，认为她的行为模式是“找打”，这让我极度震惊。我震惊的是，这样讲缺乏朴素的良知。

更让我震惊的是，我本以为在场的人，有一些只是不敢直接面对前辈们提出反对意见，但我很快发现，他们是真的不觉得那样的发言有问题。

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一直以来，我虽然知道心理咨询行业对女性友好程度不高，但这件事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但在最初的失望和抑郁过去之后，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愤怒。

在我参与的各种心理学行业交流活动里，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同行，但能让我明显感受到，意识到“女性正在遭遇不公”的人，屈指可数。这件事我铭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振作起来，不能把世界就此拱手相让。

一种可被触摸的“弥散性”的抑郁

现在抑郁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随着人们对抑郁症的探寻，大量研究资料提示抑郁症的一大诱发因素来自心理和社会，尤其是应激性生活事件。

我觉得存在一种“女性抑郁”。

我在工作中常常遇到一种情绪，一些女性来访者们会觉得“我什么都好，但就是不对劲”，“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活得不对，我的感受不对”，她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也没有遇到什么了不得的事件，或者受到什么具体的创伤，但就是觉得痛苦，并为自己的痛苦感到羞愧，甚至觉得自己不该占用我的咨询时间。

这一类来访很少向我分享什么具体的创伤，而一种神秘的弥散性的痛苦、抑郁占据了她们。她们的日常不过是一些平常的小事，并没有被性侵、家暴或者霸凌。然而，她们感受到的痛苦却仍然强烈地持续着。在咨询中，可能的问题都处理完了，但来访者还是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这曾经也是我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抑郁，这种痛苦不仅仅因为抑郁，更因为搞不懂自己到底是哪里不满意，生活到底哪里对不起我，进而感到更加自责：为什么别人这样都好好的，就我怎么都不高兴？

也有人说，这大概是由于女性很容易内化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我不是很理解这种说法：如果我的确就是受害者，那么我所有的心态就都是“受害者心态”，这有什么不对呢？那这种“怎么都不对劲”的心情，又是如何自动被内化的呢？

直到有一天，来访者们面对的每个具体而微的处境渐渐在我面前凝结成为一团雾气，看到她们的生活在不断经历一种空气般无处不在的致密的规训和催折，我终于意识到，这种挫败感之所以神秘、弥散、强烈且持续，是因为它是由社会的结构所决定的。

《女性主义疗法》书封

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催折不是某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凭个人的勇气、天赋和努力就可以克服的，甚至大部分时间，由于它太普遍，以至于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那一刻，当我意识到，我所有的懦弱、胆怯和抑郁都来自我是一个女性之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源头。是女性的身份本身导致了这个困境。而女性和男性存在的这种差异并不天然，它更多是被塑造而成的。

这不是抑郁，这是一种愤怒，或者说，独属于父权权力结构下的愤怒。

关于这种弥散性的痛苦，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之前，我在李松蔚老师的读书会中做助教，这份工作是需要出镜的。当课程公开发布后，我忽然发现，虽然出镜的不止我一个，但在书友的社群里，自己却被很多人评头论足。这种被点评的感觉是很恐怖的。比如，她说话的时候动作太多了，或者是，张春的衣服可不可以穿得素一点，又或者，说你能不能笑得少一点，张春的声音太大太刺耳了，等等诸如此类。我或其它女性咨询师在跟一些男性老师合作的时候，经常性地会受到这种评论，而男老师则通常不会被如此评判。

这其实是一种塑造的力量。

这样的情景一点都不偶然。过去，这种评论会让我退缩，但现在我会更严肃地看待这种声音，因为它们不仅仅是针对我的。我此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而这种遭遇正是女性的日常。

当然我还是会害怕，就像我小时候，每年夏天，女孩子们一定要相约一起穿裙子，因为第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是一定会被嘲笑和攻击的。所以如果伙伴们失信了，第二天只有我一个人穿了裙子，我就完蛋了。

这当然一部分体现了后天规训的力量，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童年，就不会有今天对别人品头论足的担心和害怕。

在工作中，我不挑选来访者的性别，但有一个客观现象是，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和来访者，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女性。具体到我，我目前1600小时的工作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是和女性工作。

2015年版《一生里的某一刻》书封

当然，我也遇到过所谓很有“直男”气味的来访者，但即使面对我不那么喜欢的来访者，也要保持职业态度，这是必要的。而且，我们能找到一个不受社会规则影响的，不受父权思想影响的来访者吗？这太难了，连我自己也受到“厌女文化”的影响，更不可能挑拣所谓的理想来访者。

因此，虽然我有自己的女性主义价值观，但我的工作是帮助来访者去实现他想要的改变，而不是我想要的。

举例来说，一个男性来访者，他说：“我现在搞不到钱我很焦虑，我不够富有，所以我喜欢的女孩子不喜欢我，我希望你帮我修理一下这个女孩子。”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不靠谱的想法。所以首先我会澄清：我没有办法修理你周围的人，除非她自己认为这是个问题，她来找我帮忙。

我问他：这个女孩儿对你造成的困扰是什么？

他说：我没法让她做我的女朋友。

我说：那你觉得她怎么样才有可能做你女朋友？

他说：我要变得更有钱。

我继续问：那你能通过什么办法让自己变得更有钱？

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说：如果经济状况暂时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也可能会让她喜欢上你？

然后也许他就会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在这样的工作中，我是在试图纠正他吗？我觉得没有。我还是在跟随他的角度，从他想要的方向去服务他。

他接下来就不会再单纯地想我怎么才能赚到钱，然后让“这些女人对我俯首帖耳”了，他没有往这个方向去的话，那么我确实是影响了他，虽然我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是在受那些看不见的男女相处模式的影响，你要转变你的父权思想。”

男女直面“出轨”的节点不同

出轨好像一直都是很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当然也有女性作为婚姻中的不忠者前来咨询。

不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我遇到的全部来访者中，当女性作为不忠者来寻来帮助的时候，她们都“处在出轨行为当中”。比如我出轨了，或者我想出轨，但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或者我不喜欢自己这样做，她们来寻求帮助，是想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婚内出轨的女性，她们所面临的冲突往往是很复杂的，而出轨往往只是一个触发点，她们的痛苦往往不止于此，她们所遭遇的问题早在出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作为出轨方的男性来咨询的时候，事情往往已经“暴露”了，现在家里已经“炸锅”了，女人发疯，孩子受伤，老人落泪，现在我很焦虑，我该怎么办？这种时间节点上的差异，还是挺明显也挺有趣的。

面对这种案例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无论出轨方是男是女，其实都是一种夫妻双方合谋之下的结果。没有一个普遍性的方法可以遵循，还是要按照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

比如说，一位来访者对于家庭内外的两段感情都割舍不下，那我就会问来访者，这两段感情分别给了你怎样的眷恋呢？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对我说，跟情人相处会有恋爱的感觉，会有和在婚姻中不同的，快乐的、被纵容的感觉。

那我继续问她，能举个例子吗？她说“我一直在拒绝我们发生性行为，同时我也知道，如果他再进一步地要求，我是没法拒绝的，但是他按照我的要求停止了，这让我非常感激。”

这个案例让我反思：是不是女性拒绝得太少了，以至于当我们拒绝的时候，有人真的听见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竟然会因此而感激，觉得难能可贵。

我说，在两性关系中，这只是一种基本的尊重，而不能算是一种宝贵或出色的品质，我会跟她分享这种常识。我不确定我的看法最终有没有帮到她，后来她告诉我她已经对这段关系做出了决断。

我表达出对这种“感激”的遗憾，对身处痛苦的人来说，这是傲慢的。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抱歉。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她有可能会因此非常痛苦。也有可能会因此想到：如果只是这样，我都认为是很好的？那之前自己是处于怎样糟糕的关系当中呢？

《婚姻故事》剧照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用“我有一个朋友”开头吧。她对咨询师说，“我的烦恼其实不是我出轨了，而是我出轨了但我对此没有什么负罪感，这件事情让我倍感压力。”

那位咨询师的回应则是：如果你不尽快离婚的话，你就是在享受这种道德败坏的感觉。

她因此感到很受冒犯。因为，当一个来访者来到咨询师面前，就在默认咨询师应该是帮助我解决问题的，可现实情况却是，哪怕是在一个密室中，在一个按理说最安全的环境里面，你还是会先被道德评判：你出轨了，但你没有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是会有人感到不爽的。哪怕这个人收了你的钱，应该为你服务，他也想表达他的谴责。“你怎么可以又享受又不痛苦呢，你怎么能左右逢源，犯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误呢？”

所以女性出轨所承担的道德成本，或者说道德压力是更大的，这不是一个人个性上、体质上或者特质上的原因，而是人类社会这几千年来不断规训的结果。

说到两性所承载的道德压力并不一致，面对出轨，女性如果能在咨询室这样一个密室中说出“我不想婚姻破裂，也不想放弃这段婚外情”这句话，就已经逆天了。但现实中有些男人不但可以公开表达，甚至作为谈资吹嘘。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渴望忠诚，就能找到忠诚的关系，如果想要开放，就能找到开放的关系。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关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希望的方向，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们都是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改善一点，环境就变化一点。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替受家暴的女性报警是“把小鸡扔进河里”

我曾分享过一个案例，一位正在经历家暴的女性来找我咨询，我能够给她的帮助是，一起研究，接下来的一周如何做到不挨打。记者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帮她报警呢？是不是只有到了某种程度我们咨询师才可以干预？

当遇到可能造成他人伤害的恶劣行为，心理咨询师有突破保密原则去报警的需要，这是可以的。但如果我在面对的是一个成年女性，她自己也有报警的条件，比如她并没有被限制对外界的沟通，她可以打电话，也能离开家，但是她没有报警。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分析：报警是不是她此刻想要的。

比如有一位来访者，她显然不但不想要报警，她甚至没有想过离开她的丈夫。这个时候如果我去报警的话，就相当于“把一只小鸡扔到河里去”。尽管她此刻的处境很糟糕，但是在她的感觉里面，如果我贸然地去报警，我把手伸得这么长，反而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

通常家暴受害者之所以不能马上离开，是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她的自责。她们会反思，“自己今天遭遇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甚至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我百分之百，每次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这是家暴吗？”

对这个观念做出调整，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家暴受害者得以离开，并不是“突然想通了”，而是“终于成功了”。

《婚姻故事》剧照

我可以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讲述——她的丈夫不由分说地殴打她，和我不由分说地去报警——虽然这样的类比令人难以接受——但确实都是在违背她的意志。更令人崩溃的是，她的丈夫在殴打她的时候，在对她说“我是为你好”，她也曾经相信了这一点，所以她才会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无法自拔。所以想一想，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我是为你好”的理由去介入她的生活吗？在原本信任的关系中被背叛，正是她的绝望之所在。

所以，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如果对象是一个未成年人，我会选择报警。但成人的情况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所以我需要在我的专业范围内多思考一些，尽量去争取来访者的利益最大化。

有一些技术流派中，心理咨询师会强调原生家庭的创伤，强调现状中的不友好或者冲突的人际关系，都是某种童年创伤的投射。在我的咨询实践中，女性主义的理念则能更多地给女性来访者力量和情感的支持，比如可以让个体少一些自责。

2018年版《在另一个宇宙的1003天》书封

我想对女性朋友们说：什么办法能帮你，你就用什么方法。心理咨询也从来都不是人们自助的唯一工具，它只是工具之一。

甚至心理学这门学科都是很年轻的，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程中，这个学科建立以前，心理学的应用方式可能是拜神、算命、作法、测字占卜或者“阳奉阴违”、“自欺欺人”，这些开解和平衡心理能量的方式一直存在。自助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学习新的话语和理念以搭建新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去读书，去运动，去做园艺，等等。

另外，选择咨询师的过程也没有必要赋予太沉重的意义，其实这就跟挑理发师一样，总要付出一些试错成本。你在理发时会听理发师的话，因为你不能自己给自己剃头。但是现在听他的，也就是试一试，不行就换人。心理咨询也一样，它本来就是一个付费的专业服务，你付钱，咨询师运用专业技术来为你服务，来访者的感受就是服务的完全法则。你走进美发沙龙，是想要头发更加得体清爽，而你走进咨询室，是在你想要的改变中获得帮助。你大概不会需要一个对你进行道德审判的理发师，咨询师也一样。来访者不满意,这个服务就不行。

最后，话说回来，心理咨询有很多流派，在咨询工作中，没有“女性主义视角”，也同样可以取得成功。有一些老师所使用的技术并不从性别结构的角度出发，但是他的工作依然是有效的。换言之，成为一个合格的咨询师，性别视角可能是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实习生赵梦圆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美]劳拉·S.布朗.女性主义疗法.戴辰忱,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