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已经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远东最大城市之一。外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热闹非凡。但黄浦江的对岸还尚未开发，隔江眺望浦东的天际，是无垠的稻田，间或点缀着零星的茅屋农舍。但若这农村地野中漫步，看到的却不仅是花红柳绿的田园风光，还有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场景。那就是随处可见的、散落在田间地头的棺木。这些没有入土为安的灵柩，上面简单地盖着浮土和稻草，浦东民间称为“宣棺木”，有些年岁久远，棺木朽坏，尸骨赤裸裸地暴露在外，被野狗啃食，成为孤魂野鬼，也就是上海话中的“赤佬”，出门碰见“赤佬”，就是白日撞鬼，撞霉运的意思。上图_清末民初的上海之所以有大量棺木横陈于野，这是由于当地有停棺不葬的风俗。这种陋习清代民国遍及整个江南地区。乾隆二十六年，江苏巡抚陈弘谋发布的通告中说“江苏地方停棺旷野，既无寸土，又无砖砌，日晒雨淋，棺朽暴露”。光绪十七年，江苏布政使在《通饬埋葬暴尸棺》告示中说：“照得苏省各属城乡停棺不葬，此风最为恶薄，甚至乡村田野，沿路停厝，日晒雨淋，以至尸骨暴露，惨目伤心，以此为甚”.光绪《嘉善县志》：“富者择地不得，引柩寄庵，贫者浮厝，年复一年，尸棺暴露”。光绪《杭州府志》：“杭州习俗，多不葬其亲者”、“杭人停柩权厝”。民国《南汇县志》：“南汇习俗多停棺不葬，或盖以草，或砌以砖”。上图_《杭州府志》刘伯缙等修，陈善纂地方志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张国高先生游常州，记述道：“我游常州，在走往天宁寺的路上，沿途的荒郊，东陈西列的全是赤裸裸的尸棺，大有五步一棺，十步一椁的气势，有的地方还看见新棺两旁，围聚着一群贪食的野犬，在争夺着挖棺觅食，这是何等惊人的场面！想起来这又是何等有碍健康的事！”这种停而不葬的棺材，称为“浮厝”或“权厝”。有钱的人家，会用砖石砌一小屋，用以安放棺木。这种小屋在杭嘉湖一带往往白墙黑瓦，被称为“白云葬”。而穷苦人家则如上文所述，或草草盖以浮土，成为“浮土厝”，或盖以柴草，成为“草包棺材”，还有的用竹竿支起草席搭成一个凉棚，置棺于内，形成一个简易的停尸房。上图_《礼记》，据传为孔子的弟子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数载不葬为哪般?汉民族长期以来的风俗都是讲究入土为安，《礼记》上说“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见也”，要让死者安息在大地之中，不使人见其棺椁。可为何偏偏就这文风昌炽的江南地区，停棺不葬的风俗会普遍流行？一则是受风水之说的影响。多处地方志中，对此即已提及。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记载：“亲死久不葬，多为风水所惑”，光绪《石门县志》：“邑巨家多信堪舆，而数十年不葬者”，同治《湖州府志》“有惑堪舆之说，而数十年不葬者”，光绪《金山县志》“时惑于风水，有数代不葬者”。古人认为，死者所在的阴宅环境，将会影响阳间亲属的祸福吉凶。故而人死后，亲属若一时找不到风水宝地，就宁可停棺不葬，怕葬错了地方坏了家族子孙运势。而这一停往往就是数十年数代之久。上图_《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是清代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描绘苏州的繁华景象二则是财力所限。清代以来，江南可谓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嘉庆二十五年，苏州府全境人口就达到600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073.21人。临近的嘉兴、松江、绍兴、太仓、宁波、杭州、常州也都是人口名列全国前茅的州县。人口众多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相对匮乏。人多地少的严峻形势导致了地价高昂，寸土寸金。贫苦人家生无立锥之地，死后又能到哪里去寻万年吉壤呢？另外，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所以导致了奢靡之风盛行，吃喝住用都要讲大排场。红白喜事更是要大操大办。如《无锡金匮县志》所言：“一殡之费，或破中人数家之产”。在厚葬风气的影响下，家家视葬礼为畏途，停棺不葬就成了无奈之举。上图_清康熙四年江南省三则是地方有黑恶势力，在丧葬时敲诈勒索，导致良善之家不敢安葬。道光十年，湖州知府吴其泰就曾发布《严禁阻葬图诈失火勒赔告示》说“向有地棍匪徒把持乡曲，遇有民间丧葬，捏以伤碍来龙去脉，不容动土”，道光十五年，江苏按察使裕谦也发布禁止阻葬告示：“兹访闻吴江、震泽两县地方，每有拦葬之风……不拘大户小家，办理葬事，该处坟邻地棍，辄以吃饭为名，恣意索勒”。这些阻葬图诈的地棍匪徒，也是导致江南不少丧户不敢下葬的重要原因。上图_《镜花缘》连环画各界反映，屡禁不绝停棺不葬，一是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特别是和儒家倡导的孝道相抵触；二是污染环境，影响卫生，容易造成疫病流行。在封建社会，就为社会上有识之士反对。清代姚廷杰写《教条条约》说为子孙者，使亲人“骸骨暴露，雪压雨漂，漠然不顾，抑何残忍至此也”，倡导“急营葬以妥其灵”，违者乡党应该“协力共锄孽类，鸣官置之重典，以为不孝者戒”。小说家李汝珍在他的名著《镜花缘》也对停棺之风进行批判：“庵观寺院，停柩如山；旷野荒郊，浮厝无数，今以父母未曾入土之骨骸，稽迟岁月，求我将来毫无影响之富贵，为人子者，于心不安，亦且不忍”，提出“殡葬一事，无力之家，自应急办，不可蹉跎，至有力之家，亦唯择高阜之处，得免水患，即是美地。父母瞑目无恨，人子扪心自安”。上图_嘉庆年间刊行的《大清律例》在法律政策上，《大清律》承袭明律，禁止停棺不葬，“丧葬；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但是这条规定没有执行下来，形同虚设。如康熙重臣李光地，康熙五十四年请假回家安葬母亲，此时他父亲已经死了三十年，也只是浮厝，未曾下葬，此番才打算一同入墓。而且这丧事因为找不到风水宝地，黄道吉日选取的问题，又整整拖了三年。高官尚且如此，何况民间百姓。上图_李光地（1642年-1718年），字晋卿乾隆即位后情况出现了转变，帝师朱轼，写了一篇《停丧不葬文》，揭批停棺不葬的种种弊端，并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至亲棺木未葬者，书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仕宦者不得补官任用。朱轼的建议得到了朝中官员的纷纷响应。在重臣的影响下，乾隆皇帝下达圣旨，定性“惑于堪舆，购求风水，以至累年停棺”的行为是“愚悖之风，至此已极”，要求地方官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埋葬，以安幽灵，以尽子责”。圣谕一下，地方纷纷响应。江苏巡抚陈洪谋定《风俗条约》定“停棺不许过三年”，桐乡知县王鼎铭《严禁拦丧阻葬失火勒赔告示》宣布“毋得日久攒厝，暴露亲骸……一经访闻，概不姑宽”，河南虞城知县发《劝谕停丧不葬文》要求三月内将未葬的棺椁埋葬，安徽歙县知县发《劝谕埋官礼》，要求士民尽快下葬。直到清末地方法令规章制度层出不穷。上图_乾隆皇帝（1736-1796在位）可是这种停棺不葬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一是惩罚性措施不到位，清政府的措施主要是劝谕为主，处罚不过是杖责，而且大多是非告诉不处理。不少人呼吁的停棺不葬，不准科举的措施，也长期在全国没有落实下去。二是地方性的政策往往都是运动式的执法，有些地方官员对违法不葬严加打击，也制定了无钱官府出资埋葬的具体措施，如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上即是如此，但是政策没有延续性，官员调走执行就发生了松动。光绪年间《申报》就说“不谓律载綦严，上下遵之者鲜矣”。到了清末民国，兵荒马乱，更是无法管理到位了。唯有解放后，对旧中国遗留的陈疴积弊进行了彻底改造，郊外棺木横陈的乱象才得以断绝。作者：大狮子校正/编辑：莉莉丝参考资料：〔1〕《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研究：以停棺不葬为例》王卫平江苏社会科学2001.2〔2〕《似葬非葬：清代江南地区的浮厝习俗》张传勇民俗研究2009.1〔3〕《清代丧葬法律与习俗》刘冰雪中国政法大学2009〔4〕《清代“停丧不得仕进”论探析——兼及清代国家治理“停丧不葬”问题的对策》张传勇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评论2009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