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我的老师史景迁过世了，带领我进入学术殿堂，指导我学术生涯近50年的老师，在美国家中离开了人世。他走得很安详，在睡梦中平静地进入了他研究了一生的历史世界，享年85岁。1我是他在1972年正式收的第一个博士生，跟随他研究明清文化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屈指一算，已经半个世纪了，时间过得真快，连我都已经迈入古稀多年了。回首半个世纪，师恩历历在目，看着窗外的山海平静如太古，日升月落，秋去冬来，老师却永远离开了，再也听不到他侃侃而谈，跟我讲述他的写作计划，评论刚读完的小说，或是念诵一段诗句了。我忝列老师门墙的时候，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意气风发，就像汤显祖诗句说的“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史景迁老师当时也才36岁，刚刚升任教授，是耶鲁文科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正在撰写《康熙：重构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又译作《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这本书。也许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他似乎不知道对我这样带有叛逆性格的学生需要严加管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年轻，师徒关系有点界限不明。我称呼他作“先生”，Mr.Spence，他叫我的名字Pei-kai，称谓的方式符合耶鲁的老传统，但是他总是感觉有点别扭，跟我说，不要叫他“先生”，太正式，直呼Jonathan亲切一点。我是来自中国文化环境的学生，叛逆归叛逆，规矩是要遵守的，还是一直称呼他“先生”。直到我读了四年博士，动笔写论文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已经完全独立了，我们平等相称，是朋友的关系，直称我的名字Jonathan，我听着舒服一些。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亦师亦友”的说法吗，这样的关系让我感到亲切得多。他还举了自己的例子，说他称呼自己的老师ArthurWright（芮沃寿）为Arthur，MaryWright(芮玛丽)为Mary，十分自然的。从此，我就称呼他作Jonathan，一直到他离世。现在我怀念他，跟人提起他的名字，脑中浮现的却是最早称呼他的“先生”。或许年纪大了，人就愈趋传统，逐渐接受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念头，毕竟到了最后，我们都会成为历史人物，都一样了。史景迁先生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让学生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发挥所长。我这个人兴趣很多，所以他对我有点放任自由。后来我发现，他对不同的学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有时也很严厉，达不到他的要求，他甚至不给学生通过口试审核。我个人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正式安排我的学业规划。他说，我的中文比他好，解读中文文献史料，他不必再教我什么，可是他可以教我如何找中文以外的相关资料，比如西方汉学研究成果、日本汉学成就，组织材料，捋清思路，呈现历史图景。我在中国学术环境成长，从来没有听到过老师如此开诚布公，告诉你，他的知识结构也有欠缺，甚至不如学生。他说得很自然，同时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你的课题，如此我们师生学问都有进步。我猜想，他心中想的，是中国传统所说的“教学相长”。这让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位年轻的老师很谦逊，又十分坦诚，在他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君子”与英国的gentleman风度，不卑不亢，不激不随，翩翩风度之中，蕴含了对人的亲切。他有点像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典范，在他身上可以感受什么是“温文尔雅”。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出身书香世家，耳濡目染了西方传统的优雅，还是因为他喜欢中国文化，浸润在理想化了的古代风雅之中，从而展现了这种性格倾向。2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是他撰写论文期间，师从房兆楹先生，房先生给他取的名。房先生是明清史大家，和夫人杜联喆一起，对西方明清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以英文编著了《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ChineseoftheCh'ingPeriod(1644–1912)）、《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明代名人录》（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1368-1644）这三部皇皇巨著，为研究明清史的学者提供了最权威的工具书。史景迁景仰他们的学问，通过老师芮玛丽的介绍，远赴澳大利亚跟随房杜两位明清大家问学，在他们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康熙与曹寅》。史景迁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的老师房兆楹》，其中说道，“房先生永远是循循善诱的伟大导师。”房先生给他取名“史景迁”，“史”的发音符合Spence开头的子音，又联系终身研究历史的愿望，“景迁”则是要他景仰司马迁，学习中国历史写作的开山祖，成一家之言。房先生为他取了这样响亮的名号，一定非常得意，因为这个英国学生真的锲而不舍，以毕生精力钻研明清近代的中国历史，而且成就了一家之言。史景迁开始做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康熙曹寅的关系，反映皇帝和包衣家奴的亲密合作，如何帮助中央理解地方政经与文化动态，探索大清帝国统治维稳的秘诀。他师从房兆楹，真是如鱼得水，不但得到房兆楹倾囊相授，还因房先生和台湾故宫的负责人关系密切，所以史景迁通过这种特殊关系，得以最早利用故宫档案看到康熙御批奏折。在1960年代，台湾的故宫档案还存放在台中，那是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还没建起的时代，皇帝御批奏折根本是不开放的，可是他到了台湾，库房就打开给他去看，看到了康熙亲自披览的奏折，看到了康熙的手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他博士论文所用的第一手资料，是前所未曾披露，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过去没有西方学者查阅过的康熙的御批档案，没有人处理过康熙批红的曹寅秘奏。他同时利用了一些研究《红楼梦》的资料，如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其中许多关于曹寅的资料。一个皇帝，跟一个包衣的紧密关系，成了统治国家的机密渠道。曹寅是康熙最亲密的战友，最可依仗的奴才，提供江南地区的第一手信息。皇帝在北京可以得到江南地区的密报，等于他有一个心腹在江南，告诉他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讲，这篇论文使用了原始材料，写出康熙对江南情况的掌握，有一个直接通报的秘密渠道，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成就，很快就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奠定了史景迁的学术地位，而且留校任教。后来他还用康熙档案材料，配合相关文献，假想康熙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处理繁杂的国家大事，如何安顿勾心斗角的后宫生活，如何摆平皇子继承的问题。康熙是皇帝，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倒海，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赫赫不可一世，但是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都有，也有每天要过的生活。他有数不清的烦恼，层出不穷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纠纷，真实的生活也是十分烦心的。史景迁写《康熙自画像》，刻画出皇帝的“人间喜剧”，让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原来是一个立体存在的人，不只是高踞龙庭的神秘天子。出版之后，不但展现了特殊风格的历史写作，而且在整个西方人文界造成了轰动，让他们得窥紫禁城宫墙之内的秘密。1966年史景迁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康熙与曹寅》，之后陆陆续续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改变中国》《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追寻现代中国》《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毛泽东》《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前朝梦忆》等等。他的这些作品在欧美学术界，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专著，尤其是《追寻现代中国》一书，取代了早期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程。最有趣的是，他所撰著的历史专题作品，一经面世，都成了市场流通的历史类畅销书，我和鄢秀主编的《史景迁著作集》系列，在中国也风靡一时，而且是长销书，出版之后历久不衰，影响深远。3他退休之后的晚年生活，比较平静安逸。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每年都会从香港飞到纽约，然后开车一个多小时，到他坐落在耶鲁大学郊区的寓所去拜望。有时他就戴着草帽，穿着干农活的工作服，手里还提着沾着泥土的花铲，开门迎接我这个老学生。史景迁很有意思，房子后面有一片很大的园子，喜欢做些园艺活，他喜欢种花植树，不种菜，像个花农，春天一开始就穿戴得像个农民，到园子里平整土地，剪树莳花。我有时笑他是美国的陶渊明，他就很得意，每次要向我展示新开辟的花圃，又种了什么新发现的花卉，有的是常年开的，有的是季节性绽放的，好像在经营花木营生一样。园子很大，还建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凉亭，匾额上是张充和题的隶书“呦呦亭”，我说寓意好，出自《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们在亭子前照过不少相片，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垂垂一树的红艳在微风中飘拂，衬出我们相聚的欢笑，现在也只堪回忆了。除了垂樱，园中最美的几棵树是晚春盛放的山茱萸，矫夭向天穹看展，像明清山水画中的高士，手持杖藜，迎风而立。他家园子后面还有一面斜坡，坡度很大，下面有一潺小溪，汩汩流过，造成一片原隰，他居然在那一片类似沼泽的隰地之中，平整土地，围上树篱，搞成了一个他戏称“秘密花园”的隐秘空间。他们夫妇带着我们攀爬下斜坡，涉过小溪，很得意地展示他们农活的杰作。史景迁有英国人比较内向的一面，做园子他很快乐，就跟写书一样，孔子天上有知，或许会改变他对樊迟的批评。与他不熟悉的人，一般就只看到他在讲台上的风貌，讲课非常活泼生动，做大型公开演讲的时候，则风度翩翩，吐字如兰，好像空气中都浸润了风雅。在公众场合谈文论道，他谦谦有礼，很善于跟人来往。可是他其实很喜欢躲在研究室或家里，是一个很内向、很内敛的人。他乐于徜徉在自己的天地里，不是读书做研究，就是做园子。他太太金安平喜欢做菜，烹饪手艺高超，而且兼通中西厨艺。他们两个人享受神仙伴侣的清福，偶尔也开放美好的私人空间，招待好友。他不像我的师祖费正清，每个星期四下午就把家中客厅开放，群贤毕至，长幼咸集，是永不歇息的学术沙龙。这两代的汉学领头人物，个性不同，生活与社交形态也不同。史景迁老师过世，是师母金安平打电话告诉我的，说他在半睡眠中就过去了。师母跟我说，她觉得人走得平静，也是一种幸福。我也说，人到最后离世，没有痛苦还是比较好。她告诉我，史先生卧床已经有两个半星期了，是因为摔了一跤。他从三年前患上帕金森症，就基本不做农活了，除了看书，就是在园子里散步，欣赏他们营造的花园。那一天他从园子散步回来，上楼梯时，一脚没有踩好，人就摔了下去。摔得比较严重，昏迷了。好在家里有一条狗，叫来叫去。金安平就出去看，才把他扶了回来。他清醒了以后，说没什么大碍，就在家休息，还吃了饭。第二天不行了，叫痛，赶快送去医院，发现他肋骨摔伤了。再来就不太好，住加护病房。年纪大了，因为长期的病患，身体弱了，之后回到家里休养。差不多两个多星期之后，就比较平静地走了。4有人说史景迁的史学著作，最出色的是文笔好，会讲故事，甚至可能有虚构的地方，才把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其实，他从没离开史料进行虚构，他和其他的历史学者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尽量找来所有的文献资料，组织材料，安排如何忠实呈现历史细节。通过对史料的深入理解，他开始想象具体的历史场景，利用史料提供具体细节，进行细密的裁剪，让历史人物立体化，不但呈现人物的言行举止，还呈现了人间处境，同时结合了宏观的历史环境。《追寻现代中国》是他很受欢迎的一本书，TheSearchforModernChina，书名中的search反映他写作的时候，他想要做的，就是在那里“追寻”，是对人类处境的一个追寻，追寻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的中国，追寻在歧路上追寻的中国，追寻知识所能引导的历史理解。他对于知识有很浓厚的好奇，总在那里追寻，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追寻未来的方向。他说过，从研究英国史转到研究中国史是一个复杂的决定，显示了他是一个寻求知识的人，充满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关怀。他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感受中国人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化中如何面临艰难的人生处境。中国历史引发他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思考历史的普遍性意义，思考人活在历史中的追求及抉择。史景迁对欧洲文化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种敏感度，他看中国的东西，对中国人的处境有着浓厚的历史同情，而且是带有超越性的、思考到人类普遍性的关怀。我觉得史景迁有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的、最应该有的，可是很多历史学家却没有的特质，这就是深沉的历史同情，对人类处境的关怀。他的著作充满了对中国的关怀，而出发点是对人类处境的关怀，这也就造就了他的影响深远。他的影响，在西方可能比在中国大。在中国，大家关注史景迁，主要还是看一个西方人怎么讨论中国历史。在西方，人家通过他的著作，比较了解中国整个历史文化到底在摸索什么，知道文化转型中摸索的困境。其实，人类不可能清楚知道我们摸索方向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如何。可是你可以摸索，你可以追寻，你可以思考。你可以考虑它种种可能面临的情况。一定会有困境，至于怎么突破困境，希望达到什么，希望什么是比较美好的未来，则有待时间的验证。史景迁的著作及其思想脉络，就是通过历史叙述，带大家回到已经发生的过去，提供历史处境的具体经验，是一种心灵探索的回顾旅行，的确是一家之言。史景迁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理解，把中国人经历过的苦难与挫折，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示给西方的民众，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文化贡献。这已经超越我们一般讲的所谓职业性的史学成就。我们中国历史的祖宗司马迁，难道只是一个堆砌排比历史资料的人吗？当然不是。他希望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学家最高的一个向往，而史景迁也没有辜负房先生赐给他的名字。我觉得在精神追求上，他度过了一个很美满的人生。日常生活上我觉得他也很满足，因为他最主要的就是写作、教书、培养学生。生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关怀着人类，关怀着人类的历史，关怀着遥远的中国，关怀着中国几千年历史累积到最后这四五百年。他也关心中国人的未来，希望他们生活得比较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