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叫奇幻漂流

南巡北狩，天下我有。——沃兹基大帝

现代人很少怀有对逃难的切身感悟，日子一旦平和久了，连颠沛流离都多了层美感。

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倒过来说，美学是我的流亡。其实俩人都差不多，在一条路上走得远了，便要把足迹装点起来，流亡也好，美学也罢，凡说得起这话的人，至少一步一个脚印。

中国人终归是以家乡为圆心的，除极少数个别分子外，离开自己的家乡是一件不言而喻的悲剧，因为那等于背弃了祖宗世代积累于此地的人格价值。故此，上京赶考的学子，不论千山万水高中与否，也不管将来仕途如何，最好的结局不过荣归故里。

乃至于千百年后，漂洋过海到西方世界讨生活的中国人依然以这种文明特质给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夸张的说法是，美国人曾有一段时间认为华人是永远也不会死亡的生物，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华人在美国的土地上被安葬。

都运回国内去肥自家的田了。

祝你们茁壮成长

刻薄一点说，在过去的中国，甭管你是多好的人，一旦走出自己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不再或不便回来，你即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流民、丧家犬、亡命之徒。

故此我们心里至今都有个未经证实的概念：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这不需要特殊的理由，仅仅因为我们天生就对乡土怀有更深的感情。

话说公元300年前后，东西晋正值生死交替之关键，从上到下，或走或留，人人悲不自胜，其中有一位名人，也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时人称之为“玉人”的卫玠。

卫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官至太子洗马，也就是太子的侍从，出来进去皆为前导，故名洗（音“显”）马。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后面还有机会说，此篇点到为止，单说他南渡之前的表现。

卫玠南渡想象图

据《世说新语》记载，此时的卫玠面容凄苦，神色忧伤，他对身边的人说：“看着浩渺的长江，我不禁百感交集。一个人只要有感情，面对此情此景，定然是无法排遣的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能够自主从容的选择渡江，已经是极少数非常幸运的人了，况且像卫玠这种身有一技之长又名满天下的知识分子，躬身于洛阳或是建业，区别无非是换个地方混饭吃。

然而混饭吃这个说法，想必卫玠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因为就在两年之后他便死在了江东。有一种说法是，这哥们因为长的太帅，而被慕名久矣的粉丝们围观致死，不是挤死的，也不是踩死的，而是活活被看死的。可想而知，一个能够坦然混饭吃的人自不必有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倘若这是真的，那我倒可以理解他当初面对长江时的莫名恐惧了。

伪娘的下场一般都挺惨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或许你不会相信，荷兰的一位心理学家，也是文化维度理论的创始人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曾说：中国人比希腊人、日本人甚至美国人都更富有闯荡和冒险精神。

这位老哥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不清楚，但要按照他的思路整理一下中国人走四方的历史倒还颇有点意思，我能想起的最早的规模性离家运动应该是自孔子之后，在士大夫群体中兴起的“宦游”。

无数真读了书和假装读了书的读书人，在类似于春运一般的洪流中湮灭了一生鸿志，这个运动贯穿于东西两汉始终，大批赍志而没的游子在这纯功利性质的画布之上又晕染出更多的人生无常与无奈。

读多少书也学不会收拾屋子

宦游的再一次兴起要等到唐代，宦的色彩愈淡，而漫游之势渐成，他们走来走去的原因竟然也惊人的一致，要么是考试失常，要么是做官失势，要么是人生失意。仿佛人人都有个苦中作乐的理由，即便是那个“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李太白，在做逍遥游之余，也难掩大才难抒之遗恨。

除了大规模的集体游动之外，个人创造的“在路上”之文化标记则更为人广知，随便数一数就有张骞的出使西域，虽然中途被匈奴扣押当了十年奴隶；郑和的七下西洋，虽然甩不掉面子工程的质疑；玄奘和鉴真的苦行就更不必提，虽然孙猴儿是假的，但九九八十一难绝对不虚。

这里比较潇洒的应该算是徐霞客，以及比他更早、足迹更远，却没什么名气的汪大渊，这位汪同志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但是东方人对国产波罗向来没什么好感。

光绪二年，清朝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启程前往英国访问，按说都十九世纪末了，人们看待新鲜事物的眼光应该更为通达而宽容，但实际情况是，郭大人前脚刚走，举国上下就开始了对他的痛骂，说他是汉奸者有之，扬言要烧他家房子者有之，上表弹劾他者有之，甚至还有人专门写了副对联来挖苦他，上联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下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每每想起这副对联，我都感觉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宅男，那真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完

【世说新语·言语】三二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顇，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