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成语大辞典》的解释，稗官野史中的“稗官”，指的是古代小官，其职责是收集街谈巷议、风俗故事，供皇帝省览。野史、私人的记载，多轶闻琐事之作，后以“稗官野史”称小说野史之类。

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按照余嘉锡先生在 《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中的观点：“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非确有斯职也。”按照曹魏时人如淳的说法，当时人们把“意在此而言乃寄之于彼”的“寓言”称之为“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稗”的解释是“禾别也”，清人段玉裁进一步疏释，“稗有米似禾，可食，故亦种之”。据此，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生死秦始皇》一书考证认为，“稗”与“禾”似是而非，用相似的事物说明某些道理，正是寓言的特色。因此，将寓言成为“稗”具有充分合理性。“稗官”之“稗”即以“譬论”为主要特色的寓言，也就是如淳所说的“偶语”。“近取譬论”的寓言式表达，是“小说家言”的一项重要特征。

陈小春（右）扮演的韦小宝是典型的游民形象

辛德勇考证、比较了司马迁的《史记》和北大前些年入藏的西汉竹书《赵正书》，认为《史记》更可靠，而《赵正书》是小说。他强调正史的重要性，野史多不可靠。尽管正史有缺陷，但是，要想对中国古代历史形成比较可靠的了解，还是应当相信正史。

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恰恰是稗官野史和通俗小说、戏曲、评书等等民间艺术，深刻影响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广大民众。按照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王学泰的研究，中国人灵魂中都有游民意识，而游民意识的形成，与稗官野史、通俗小说、戏曲、评书等等民间艺术的传播和影响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王学泰认为：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即由血缘联系下组织起来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所以说宗法人的思想基本上是倾向于儒家的。在思想不活跃、文化交流很少的唐代以前更是这样。 但宋代和宋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商业繁荣，城市由城坊向街巷转变，更多的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生活，从而通俗文艺发展起来，通俗文艺作品通过多种渠道来到民间，如说书、演戏、阅读、走会等。 由于通俗文艺生动、通俗、具体等特性，让通俗文艺广为流传，影响巨大。下层民众长期在这类作品的影响下，往往就会产生与主流社会、特别是文人士大夫不同的观念，清代学者钱大昕称之为“小说教”。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 可以看出，在当时通俗文艺作品在民间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几乎影响了全社会，是在三教之外，“又多一教”——— 小说教。这个“小说教”宣扬一种与儒释道三家不同的价值观，“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

梁山好汉游民意识根深蒂固

王学泰在其名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以及其他著作中，对于游民文化在中国底层民众中流传的情况做过深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评书、戏剧、皮影戏等形式，让不识字的人都接触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君主制的影响下，这些蕴含着浓郁游民意识和扭曲价值观的通俗文学作品，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按照王学泰先生的说法，“游民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追求短浅的目标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将一切工具化，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短浅目标，游民就去做。游民长期处在贫困生活中，这使得他认定，一个好东西，可以通过简单方法去得到，极端主义就是一个便捷的道路。”“游民意识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性，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中国人灵魂中都有游民意识。”

通俗小说、通俗艺术在宋代以后，以娱乐的形式，从精神层面对国民精神的毒害。在制度层面，秦代建立，汉代巩固，其后各代沿袭而来的秦制更是游民文化的渊薮。而秦制的特点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各种权利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君主一人决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从中央的丞相到地方上的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在秦制之下，做皇帝的好处太多，利益太大，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人人人都想做皇帝。

朱元璋从底层游民变身皇帝

而汉代开国者刘邦、明代开国者朱元璋都是游民，成功逆袭为皇帝。他们的游民意识也最为显著，正如黄宗羲所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如果说，秦制从制度层面催生了中国人的游民意识，那么，在秦制之下诞生的稗官野史、通俗小说更是其自然产物。《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干的勾当是“杀人放火受招安”。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义和团做法是所请的神，很多都来自戏曲中的人物。无论梁山好汉还是义和团，都浸润着深厚的游民意识。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鹿鼎记》中国的韦小宝堪称最典型的游民。他生活在妓院和皇宫，这两处一处江湖，一处庙堂，两者都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地方。韦小宝“历练”于这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可以说，阿Q和韦小宝，是中国人的两面镜子。尽管没有做皇帝，但韦小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恣肆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

中国在两千多年里一直没有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在两三百年一次的怪圈中往复循环，秦制和游民文化交互作用罪责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