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深忠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主人公之一。
数十年里，他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梦：关于文学，琵琶，一种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
村庄奚落他痴人说梦，不务正业。
他也曾尝试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学创作”，在山东各地干苦力讨生活，却一次次溃败而归。
现在，杜深忠68岁了。
他把自己圈养在沂源山区破败的老屋内，放弃了土地，也放弃了文学与音乐。
回忆起人生，他坦言自己是畏葸不前的“一个懦夫”。
这个一生背对生活的人，仍旧保持着痛苦。
把自己放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伊凡习惯将人比作羊群。
怯懦、温顺、愚蠢、盲从的羊群。
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农民杜深忠也用同样的比喻总结自己的一生。
他说农民就是羊群，赶到哪走到哪，自己也是羊，被赶了一辈子。
而现在，杜深忠决心不再顺从。
他抛弃了土地，几乎不去地里，也刻意地让自己不再想起24节气——作为果农，24节气一直驱赶着他的一生。
立春，给苹果树打药上肥。
谷雨时节苹果花开，点花粉。
小满套袋，秋分摘袋，寒露采摘。
属于苹果的日历，是悬在杜深忠头顶重复又无望的日与夜。
在两亩苹果地，90多棵苹果树间耕耘近40年后，68岁的杜深忠说他不愿再踏进地里。
他说：“我把大量时间用在无谓的事情上，唯独把自己给忘了。”
让自己忘记节气后，时间变得晦暗不清。
他用另一种时刻表继续着自己的生命：1天至少琢磨、攻克《九成宫醴泉铭》里的40个字，7天从头至尾练习一遍《九成宫醴泉铭》。
7天后，周而复始，又是新的40个字。
下午6点钟，余晖尚能照亮院里土胚掉落的灰黄色墙壁，光线却几近消失在屋内。
几乎像是偷光，杜深忠立在靠窗的书桌前，铺开宣纸，开始写字。
左手按压着纸，右手臂筋脉凸起，悬肘向前。
落笔前，大臂和捏笔的指尖细微颤抖。
保持身躬头俯的姿势，杜深忠立在昏暗中，轮廓模糊，与黝黑的农屋融为一体。
农屋建于1978年，43年来，除了一些缝补式的修缮，屋内与初建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西边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少年时期的奖状，落款从2008年写到2013年。
东面墙壁灰黑，贴着杜深忠10年前写的《兰亭集序》，宣纸褶皱处落满灰尘。
房顶上是超过40年的梁木和椽木，身下的香椿木书桌已用了将近50年。
比物件还要年老的，是杜深忠自己。
除了腕肘处不易察觉的动作，杜深忠几乎静止，如同生长在书桌前的，一个同样老旧的家具。
昏暗的黑屋子里，他每夜写作，有时动也不动地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
一片灰黑色的阴影不分昼夜地站在桌前，妻子张兆珍常被眼前的景象猛然吓到，“每天写到半夜，像活死人一样，鬼一样！”
墙上贴的《兰亭集序》
香椿木书桌是杜深忠当兵复员回村后请木匠打的。
20岁出头时，杜深忠俯在书桌前闭门读书。
在沂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他读文学杂志，读四大名著，也读现代小说。
1977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后来又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这张书桌前，杜深忠一遍一遍地阅读，反复地抄写，心里感叹着，“写得太好了，太美了”。
无论是80年代的《人民文学》《小说月报》、摘抄本和自己写的小说，还是《鲁迅文集》《巴黎圣母院》，都被他抛却在书柜深处。
曾经连去苹果地干活时都要偷偷揣本书的杜深忠，似乎平息了对文学的饥渴。
他拿在手里反复翻阅的是欧帖《九成宫醴泉铭》。
翻烂了3本书，写完了超过10令纸，写过书法的废报纸一年能卖100多块钱。
杜深忠几乎不踏出院门。
从前执着的那些追求，都随着时间从他身上一一抛下。
他早先是杓峪村唯一看《新闻联播》的人，现在，屋里的老式电视机出了故障，他没有再修。
“我今年68岁了，我只想做自己，提升自己。说出来有些可笑，这么大年纪，提升什么自己呢。我只是不想这么浑浑噩噩的。”
他曾经花费690元——家庭大半年的开支，去沂源县的琴行买了一把琵琶。
他形容，“抱得美人归”。
从第一次在村庄喇叭里听到《春江花月夜》后，琵琶便成了他50多年的梦想，50多年的魂牵梦绕。
“琵琶声太美了，是圣乐，是天籁。”
买回家后，他骗张兆珍只花了490元。
事后说漏嘴，张兆珍与他大吵一架。
“六七百块钱买这么个东西！要有这钱，我能干多少事儿！”
“人需要吃饭，他得活着。”
杜深忠一手指着桌上的煎饼，一手抱着琵琶，几乎愤慨，“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哺养。你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而现在，杜深忠抛下了琵琶。
曾经爱不释手的“美人”被装在琴盒里，躺在沙发上。
变成同样尘封在黑屋子里的，一件9年的老家具。
农民的本份，身处农民角色中被认为应当做的事，他也彻底抛弃了。
9月末的杓峪村空气冷冽，风里能嗅到苹果和玉米的果香。
沂源山区县道两旁，农民们支起摊位卖秋收的苹果和猕猴桃。
农户的屋檐下晾晒着捆好的玉米果实，有的人家玉米已经脱粒，一片片方正的黄色铺在地面。
杜深忠的两亩苹果地早在几年前承包给了别人。
山上还留有一小片玉米地，成熟的玉米至今仍在半山腰，无人采摘。
“他不出院子。赶集，买米买盐，油盐酱醋，人情世故，他都不管。熬了我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成。
“别人家男的要么去外面打工，他不干，钱挣不来。庄户人该管的庄户事儿也从来不管。整天追求那些虚的，空的，痛苦的只有我。”
谈起杜深忠，妻子张兆珍恨恨地说，语速极快，手没有停下包饺子的动作。
筷子碰撞着装韭菜豆腐馅料的盆，发出当当声响。
听着这话，杜深忠沉默着，不似从前争辩，俨然一个孤僻的失语者，背对生活。
他走出屋内，注视着院落正对的群山，打量着院里自然生长的一棵榆树，从前柔嫩的小枝条现在已经亭亭如盖。
“真是玉树临风”，杜深忠心想。
他的背影看来坚固。
只是回忆往事时，杜深忠称自己是“一个懦夫”。
尴尬的农民
坐落在半山腰的杓峪村道路盘旋，依60度向上延伸。
走在路上，杜深忠向前倾斜着身子，步速极快。
远远看见村里的人，他像羊一样低下头，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大，躲避着可能的寒暄。
见他经过，路边聊天的妇女立刻缄默，连孩子都停下了玩闹。
他们打量的目光黏在杜深忠身上，像是打量一个村庄的外来者。
“他是有点奇怪。”
被问到杜深忠时，村书记张自恩干笑两声说，他与村庄格格不入。
早在9年前，真正的村庄外来者——纪录片导演焦波驻扎杓峪村拍摄纪录片时，就已用镜头记录了杜深忠身为农民的尴尬。
天光渐亮时，阳光跨过破损的木头门槛，挤进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长的亮光。
杜深忠蹲在阴影里，左手拿着盛水的塑料盆，右手拿着毛笔，在被光铺洒的空地上蘸着水写书法。
写完后，面对着冬季门框外苍黄的群山，他起身站立，注视着水渍缓慢变干，注视着字迹消失不见。
杜深忠颧骨高耸，双颊凹陷，紫黑色的脸上皱纹纵横，杂乱的头发纠结于头顶。
讲话时，能看到一半牙齿已经掉落，缺口空空荡荡。
穿着黑色破旧棉衣的老农民追着光影写《道德经》，2012年，焦波第一次与杜深忠遇见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景象。
杜深忠在地上写字
“焦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杜深忠说。
焦波心中震荡。
传统叙事里，农民被强加上肮脏、落后、愚昧、麻木的符号。
而眼前的农民，“对美的感受太敏锐了”。
这次见面后，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完成国家电影局派给他的题目《乡村里的中国》。
2012年2月4日，农历立春时，摄制组租下村里的一个小院，拍摄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焦波曾在自己的老家山东淄博走访乡村，15天跑了十来个村子。
随着城市化转型，他发现多数乡村已在现代化夹缝中丧失了自我特性，变得“不城不乡”。
与模仿城市范式的其他乡村不同，位于沂蒙山区最深处的杓峪村仍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缝春鸡、咬春等习俗。
在经营苹果、樱桃等经济林果为主的杓峪村，沿着一条盘山小道，深沉厚重的农业文明与外来的工业文明在此进行着碰撞。
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逐渐松动、衰退，农民的生活也处在一种混杂的状态。
新与旧之间，焦波交出了他的答卷。
影片中，杜深忠的尴尬隐藏在他与妻子张兆珍的争论里。
家里种的玉米地被獾拱了。
妻子张兆珍恨恨地骂，叫杜深忠弄药把獾药死。
杜深忠不以为然，“你别看獾吃这点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獾糟蹋点就糟蹋点吧，人都昧着良心卖假种子。”
“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农民怎么没有保护？”
张兆珍利嘴地反驳。
村里的古树被村民刨倒，杜深忠远远望着觉得心痛，“都弄到城里搞绿化去了，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光看到这点钱了。”
话音未落，张兆珍打断他，“你又管不了。就在这儿穷发牢骚。现在有钱就行了，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胚。”
夫妻俩罕见的和谐时刻发生在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影片结尾，杜深忠弹奏琵琶，张兆珍唱歌，在不协调的曲调里勉强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调》。
歌曲结束，台上的人退场，杜深忠仍留在舞台上继续拨弦，目光专注。
他的全情投入和恋恋不舍看来滑稽，惹来村民的阵阵哄笑。
“下来，快下来！”
直到听到村民的起哄声，杜深忠才如梦初醒，提着小马扎，尴尬地离开。
2013年4月，《乡村里的中国》在国内公映，随着这幅具有内在广阔性乡村图景的展开，人们也看到了非典型农民杜深忠：他朴实深沉，保守着自己的审美与思索，还没有被生活俘获。
一时间，杜深忠受到媒体的关注，成为沂蒙山区的文化名人。
“他的心思不在苹果地里。他就不想管果园。”
张自恩说。
影片里，他更是揶揄杜深忠：“你是咱村里的一个才人。就是苹果比别人管的少点。”
无论是给苹果花点粉还是给果子套袋，杜家都不如其他农户。
除了做农活不麻利，为人处世上，杜深忠表现笨拙。
寒露一过，是秋收的季节。
顺着一车道的盘山公路，开着卡车的客商会来杓峪村收苹果。
客商身着齐整的衬衣，议价时，杜深忠动作拘谨，显得被动。
不出三个来回，村户们卖2块4毛一斤的苹果被他以2块3毛5的价格卖出。
他的两亩苹果地，是因结婚晚分地时被村民们挑剩的“最孬的地”。
种植90多棵苹果树的20余年，收成最好时一年收入3万，抛去农药、种子、化肥等成本，挣了两万块钱。
多数时候，一年收入六七千，有时只有三四千。
这样的收成在杓峪村属于偏下。
张自恩说，村里167户，每户种苹果的年平均收入约一万五六，一些大户一年甚至能收入十来万。
农闲时村民们基本都外出打工，收入也能增加万八千。
除了村里的事务，张自恩还管着3亩苹果地，每年苹果地里收入4万元。
今年，他新盖了4间房。
张自恩不是村庄的个例。
与2012年电影拍摄时相比，农民的生活和杓峪村的样貌已被现代化进程修改。
村民们盖起了新房，门楼气派，瓷砖贴满院墙，院外停着小轿车，红砖瓦房顶间错落着太阳能热水器。
隔窗望去，家里的摆设也同都市无二。
杜家院子
村子变化巨大，杜深忠的住所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无论是张兆珍多年不止息的抱怨，还是破旧衰老的屋子，都提醒着杜深忠作为农民的“失败”。
沂源红苹果脆甜多汁，有“江北第一果”之称。
甜蜜馥郁的果实背后，杜深忠说：“这些年在果树上付出的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无可奈何地在土地上挣扎。身心疲惫，失望透顶。”
“没有藏身之地”
杜深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乡村标准。
他认为村民应该讲道理，尊崇文化。
这样的期待眼下看来虚幻，不切实际。
在村庄，文化的崇高感正在经济观念和金钱意识的冲击下渐渐淡薄。
村庄里的等级和阶层正被收入水平重新定义。
而现在，作为村里的“文化人”，作为“无钱的君子”，杜深忠感受到的是村庄对他的拒绝。
“用你的时候夸你，不用你的时候只剩贬低。”
杜深忠出生于杓峪村，成长于杓峪村。
在村庄，人们过着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在习惯的生活方式和规则中不加思考地呼吸，吃饭，睡眠，干活。
生活吝啬地关闭了想象力与通往思考的契机。
杜深忠不想圈在村中，他想要走出去，在密不透风的生活里打开一条缝隙。
从学生时代起，杜深忠就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
看到的诗句，无论是《蜀道难》还是《赤壁赋》，“爱不释手地抄写”，一遍一遍地写。
他喜欢看书，读《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
在山里，一本书往往多人传阅，《苦菜花》书页丢失得七零八落，拿到手里时书脊处被弯弯扭扭的铁丝固定着。
每到周末，他就翻两座山头去县里的新华书店借书，两毛钱借一次，回来就读，如饥似渴。
高中毕业在石家庄当了五年炮兵后，杜深忠复员回家。
在父母为他娶妻盖的新房里，他闭门读书，专注文学创作，没有心思结婚。
邻居老太太说：“他爸不给他送壶水去，他都不知道要吃饭了。”
在农村，“如果25岁还没有结婚，你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从那时起，高龄未婚的杜深忠就变成村庄的另类。
他把苦闷写进文字里，写对爱情的憧憬，也批判黄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
那些3万字、5万字的小说从杓峪村走出，寄往各地的大小编辑部，又一次一次地被退回。
多方压力下，34岁的他妥协，决定结婚。
缝隙出现在1987年寒冷的冬天。
杜深忠收到从北京发来的、来自人民文学函授中心的通知，邀请他去鲁迅文学院学习。
通知上写着，“有很大的创作潜力”。
这8个字点亮了萧瑟的冬日，也点亮了他十几年来积郁的失意。
与张兆珍结婚的第二天，杜深忠翻过大山，攥紧从村里借来的200块钱，坐上了从济南开往北京的火车。
列车摇摇晃晃，他寻找的东西从未如此之近，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正要冲出胸膛。
杜深忠的书柜
北京，一个想象之中又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一个被氤氲雾气笼罩的城市。
北京在杜深忠眼里是灰蓝色。
人们穿的衣裳是灰蓝色，建筑是灰蓝色，城里人说话轻柔文明，也像一团灰蓝色。
站在红绿灯矗立的路口，他望着拥挤的街道上，人们骑着自行车风一样穿过。
“骑车的，开车的，路上看不见一个闲人。”
繁忙熙攘近在咫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迈出腿过马路。
接收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通知的有700多人，结果来了四五千人。
东四八条上课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青年们人手一本杂志。
《小说月报》《收获》，杂志一出很快被一扫而光。
人山人海的文学青年来自城市，来自部队大院，来自各地政府机关，杜深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是唯一的农民”。
新的知识爆炸式地从西方传来。
图书馆里挤满了人，连地摊上都摆的都是西方哲学书籍。
巴尔扎克，狄更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达达派，欧洲现代派小说，都进来了。
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杜深忠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觉得晦涩、无法理解。
图书馆浩瀚如海的书籍更让他感到畏惧，“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写尽了。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语塞进书里吗？”
当青年们怀抱着憧憬扎进新世界时，杜深忠心灰意冷。
他写的文字被老师推荐去各个编辑部，依旧没有回声。
唯一的赞赏被掖进心里，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
他记得文学院的老师曾说：“你读过《老人与海》吗？你的心理描写写得真好，像海明威。”
北京不是“奶与蜜的流淌之地”。
在北京，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庄户人，在城市知识分子占主流话语权的文学圈，他缩在边缘，更准确地说，他不在里面。
解冻时期的热情没有给他更多的希望，相反，他被彻底击垮了。
命运合拢缝隙，将他重新驱赶回沂蒙山区。
杜深忠将没有留在北京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卑，懦弱。
1987年冬天过后，他回到杓峪村。
他说：“在北京，我没有藏身之地。”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文学梦破碎后，杜深忠又回到村庄的惯性中，呼吸，吃饭，睡眠，干活。
他怀着遗憾，也接受了派发给他的命运。
“不可能跻身那个行列了，不可能的。老天爷就要我当农民，所以我在土地上苦苦地挣扎。”
书还是继续读，逮住什么看什么，只不过已经没有了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缓解内心的躁动。
“一天也不着急，头顶火炭不觉热。”
站在“黑屋子”里，张兆珍催促着丈夫。
以往杜深忠总会激昂地回应。
但这份理直气壮在提起女儿小梅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起小梅，杜深忠神情变得凝重，每一声都像是叹息。
小梅上初中时需要70块钱的学杂费，杜深忠没有在开学那天按时交给小梅。
或许因为少年的自尊心像霜花易碎，或许是敏感地知晓家庭无法负担两个孩子上学。
等他借到钱时，小梅决定不再读书了。
学生时代小梅的奖状还贴在墙上——读书时，她像读了大学的弟弟海龙一样努力用功。
14岁，小梅辍学去滨州打工。
“一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把钱都供弟弟上学了。”
杜家墙上贴着两个孩子的奖状
不能连孩子的学费、学杂费都挣不出。
亏欠里，作为父亲的杜深忠外出打工，希望改变生活。
每年从给苹果套完袋到苹果摘袋的时间是农闲时节，这段时间，他连着5年去山东雷州“杀”玉米。
与掰玉米不同，“杀”玉米要砍倒玉米秸秆。
玉米叶锋利，叶片上有绒毛，刺在身上又痒又疼。
成熟的玉米密密匝匝、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人钻进去就看不见踪影。
拿着镰刀，弯下腰，一根又一根，重复十几遍，可能才前进一小步。
觉得腰痛难忍时，杜深忠抬头，无边的金色跳荡在眼前，无边的前面还是无边。
“杀”出一亩地30块钱，每天两亩地能赚60块钱。
因为过度劳累，5年内，他掉了13颗牙齿。
他也沿京沪铁路刻过站牌，从山东德州一直刻到江苏徐州。
先在石碑上写好字，再用钻头刻下站名。
一天25块钱。
心肠好的同乡老板会给口水喝，管几顿饭。
多数情况下，披星戴月地干完活后，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有。
农民外出打工时是没有地方睡觉的。
铺一把草，睡在没有遮挡的站台上已经算不错。
更多的时候是露宿街头。
铁路旁杂草丛生，夜晚蚊子很多，睡觉时挂个小蚊帐，蚊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蚊帐上。
白天收蚊帐时轻轻一握，满手是血。
济南太阳毒辣，一个夏天回去，杜深忠的头发被晒成了红色。
有人问他怎么这么洋气染了个红头发，他只能无奈地苦笑，是啊，去济南染的头。
杜深忠选择对生活顺从，却也不敢完全沉入乡村生活，不管去哪儿，他都习惯带着书。
有时累得饭也不想吃，水也喝不下，还是得翻翻书。
在铁路上干活时，行进的绿皮火车车窗内总会扔出旅客们看完的书和杂志。
他捡起来，一本又一本堆成了一摞又一摞。
他不挑，每本书里都有那么一两篇好文章，好书法。
一旦看到了，就拿剪刀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摘录本上。
像杜深忠一样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在少数。
大型企业缺少，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的沂源县在经济发展上始终处于劣势。
从90年代开始，村庄里的人开始外出打工。
多数是干农活，或去淄博、张店的烧砖场里搬砖，去工地上干活。
2012年，同村的张自军在贵州工地打工时，从脚手架摔下后去世。
回乡下葬时，张自军年纪尚幼的儿子站在棺材旁，指着墓穴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
“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
爷爷回答。
“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关于打工时和城市、和城里人的相处，杜深忠不愿多说。
“衣衫褴褛，邋邋遢遢，愚昧，无知，麻木。这不该是庄户人的符号。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逼着出去的。简直是拿人肉换猪肉吃。”
深吸一口烟，他低声说。
打工赚到的钱与海龙读大学的学费相比杯水车薪。
杜深忠讲起海龙和小梅的童年。
是一个寒冷的冬夜，窗外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他俯在桌上写毛笔字，听着两个孩子钻在被窝里说悄悄话。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升旗的时候我都想掉眼泪。”
小梅说，海龙接话，“那种场合谁能不想哭！”
天亮了就是礼拜一，孩子们在盼望中艰难入睡。
鹅毛大雪没有要停的趋势，就那么下了一整夜。
院内积雪渐厚，反射出荧荧亮光，照进屋内几乎像是晨曦。
两个孩子兴冲冲地穿上最周正的衣服，系好红领巾就结伴出门了。
杜深忠还在睡梦中，犯了懒，听见他们离开的声响继续睡了。
越想越觉得心慌，他匆匆披上雨衣去找孩子们。
雪还是簌簌地下，杜深忠辨认着孩子们几乎被雪掩盖的足迹，顺着四串脚印前往学校的方向。
到学校后，在给老师和学生烧水喝的草棚下，他看到两个孩子挨着铁锅睡着了。
他们脚上鞋底的雪还没有化，急忙脱下湿透的鞋袜，他握住孩子们的小脚。
他们的脚，冷得像冰。
用火柴点着火，烤干袜子，把孩子们唤醒。
贴着教室的门缝，杜深忠听着打钟声，12下，凌晨刚过。
那个瞬间他被愧疚淹没。
“如果我没有去，小孩的艰难很难想象。”
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家里甚至没有一块用来看时间的时钟。
回家的路上，杜深忠立刻买了一块表。
在深至小腿的雪地里跋涉，与千万次走向上的山路相同，他佝偻着背，低头，弯腰，踽踽向上。
太阳的光芒跃出山脊，眼前是地窖般巨大破碎的山村，他再一次更深地，明白乡土的贫瘠。
“天地一片大光明”
“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别人看我都是特别失败。”
聊天时，杜深忠反复嘟囔着这句话。
在村庄，唯一能和他谈心的是杓峪村会计张自芹。
张自芹推动乡村文化和书法的展示，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他组织和导演的。
焦波说，杜深忠和张自芹聊天时，总是回想当年村庄的绿水青山，对村庄环境遭到的破坏，二人义愤填膺，骂娘放粗口，一聊就聊到大半夜。
2018年春天，张自芹摘下鲜嫩的椿芽准备送人。
骑着摩托车下村里的斜坡时，与迎面驶来的汽车相撞，摔下山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去世了。
张自芹的遗体送回村里时，杜深忠没有去。
殡葬那天，也不敢去。
一整天，他在屋内坐立难安，听着隐约的葬礼声反复踱步。
“寒夜难眠做酒徒”，拧开一瓶白酒，他独自一人喝完了劣质的老白干，直至酒醉失去意识。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
“我没有朋友了。天地之间没有人和我对话了。”
杜深忠说起时语气平静，浑浊的眼里噙着泪水。
“天就是我朋友，地就是我朋友，太阳是我朋友，月亮是我朋友。”
张自芹死后，杜深忠觉得死亡的阴影开始逼近这副日渐衰老的身体。
他把自己关在屋内，立在书桌前，用极慢的速度一遍一遍地写。
点画瘦硬，落笔严谨，笔下的字是：
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
杜深忠写字的书桌
欧帖《九成宫醴泉铭》，他写了40年。直至今年，才悟出一些意味。
吃饭时，杜深忠聊到书法突然兴起，他快步走向桌子，拿起一本已翻阅斑驳的字帖，指着字说，欧阳询的笔画太有意思了，有时严正规整，有时又有幽默。
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行，近一点不行，远一点不行。
他叫你理解他，让你猜他写字时是什么心理。
你要不断地揣摩啊，真是趣味无穷。
欣喜涌上他的脸。
“疯了，疯了。”
张兆珍无可奈何，看着他的欣喜若狂没有停止咀嚼。
杜深忠也不恼，甚至笑着，“都这么说，都这么说。”
吃喝、游玩，村里的大小事务都拒绝，杜深忠从没有被生活淹没。
除了整日不出院地写字，他唯一的外出是一个人上山。
从杓峪村向上登，便能登上尹家崮。
山顶平展开阔，峰巅周围峭壁如削。
这座山陪伴了他的童年，青年。
他记得儿时的山更加葱郁繁茂，他爬上柏树，踩着枝条奔跑，可以不挨土地地顺着柏树林一直跑到山的那头。
而此刻，接纳他老年的，仍是这座山。
在经历了数次被外拒绝和向内塌缩后，凿开生活厚重的墙壁，杜深忠钻进一条缝隙。
在雨天听着淅沥的雨声，在秋天闻着果实垂落在土地里山野的味道，感受着山的蓬勃，草木的清甜，看桔梗怎样在风中颤抖。
像是重新认知世界，杜深忠再次用“美”形容，形容给予他尊严的自然，形容生命。
从尹家崮俯瞰村庄
踩着羊肠小道上湿滑的红页岩向上攀，他到达了山顶。
脚下是悬崖，他坐在荆棘丛中眺望着沂蒙群山。
背对一切，山风无定向地绕山而行，穿过树林后便像一波波绿色的海浪。
杜深忠吟诵起诗：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跨过荆棘丛时，杜深忠突然说，我觉得自己此刻就是这样的境地。
向下是悬崖万丈，向前是荆棘丛生，只能硬挨着，继续走下去。
他从未想过死亡，也没有给自己选好埋葬自己的一方土地。
在心灵深处重建的狭小空间，乘着书法这一叶扁舟，他终于觉得笃定。
他只想继续写下去。
月亮在群山之中升起，杜深忠又一次写到了深夜。
夜空里传来一两声鸟叫，虫鸣声迭起，更显夜的静谧。
爬山时，他在荆棘丛中采摘的粉色蘑菇排成一排，晾在被洁白月光照耀的窗下。
屋子仍然黝黑，头顶的灯泡仍然昏暗，杜深忠揣摩着，用身体、用心灵写着，他说：“天地一片大光明。”
杨柳，来源：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