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2日，腾冲市界头镇中心学校校长熊国朝，他曾说自己“一度不想干乡村教育了”。 （IC photo/图）

乡村校长不好当，2021年11月，河南一位基层中学校长哭了。

11月23日，河南封丘县赵岗镇戚城中学三十多名学生出现呕吐、拉肚子情况。记者质问校长为何没有更换配餐公司，镜头前，校长王永痛哭，并表示“换不动送餐公司”。

很多人无法理解，更质疑为何校长无法更换自己学校的配餐公司。

事后，涉事配餐公司负责人吕某、李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被刑事拘留。

戚城中学位于赵岗镇戚城乡，而王永的哭泣，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莉莉看来反映了乡村校长日常工作的一个侧面。

刘莉莉和华东师大博士研究生陆超的论文《挣扎与坚守：多重角色下乡村校长角色冲突的表征及动因》中，展现了一群乡村校长的“角色冲突”处境。在两位作者看来，乡村校长“当家却不掌权”，一方面要处理政府、老师和学生家长对自己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因为权利保障的缺失，很难施展拳脚。

身处管理体系的边缘，乡村校长兢兢业业工作，但难以得到与之匹配的关注；面对当地政府的统筹规划，他们缺乏议价能力，处处需要妥协；碰上其他政府部门需要学生、老师协助开展活动，校长们成为“配合者”；面对学生家长，校长又是“教育责任人”，一旦处理稍微失当，就会引起村庄舆论波澜。

上世纪20年代，在陶行知眼中，乡村教育肩负着“立国之大本”的重担，这位师从杜威的教育家，曾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试验性的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当时，陶行知有一个宏大的目标——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如今，乡村校长面对的，则往往是责任大、职权小的日常，个人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2021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与上述论文两位作者刘莉莉和陆超，就乡村校长面临的复杂处境，以及突围办法作了对话。

2021年11月28日，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赵岗镇戚城中学。 （视觉中国/图）

“责任大，职权小”

南方周末：最近，河南封丘县戚城中学校长因“换不动送餐公司”而在媒体面前痛哭，你关注到了吗？

刘莉莉：其实这样的案例非常多。据我们的研究，“责任大，职权小”是乡村校长的常态，他们独自扛起办学中的各种压力，一次又一次与各行政部门斡旋或妥协。如果不“妥协”，往往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我想，（王永）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而哭泣，也有长时间累积的无奈。

南方周末：因为这个事件，一些人也关注到你最近发表的论文，你最早是因为什么契机关注到这个情况的？

刘莉莉：曾经有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村老师离开学校的主要原因是对校长不满意。校长的管理水平，决定了老师的发展。校长没有愿景，老师就看不到希望，学生就很难有未来。虽然不清楚这个判断是如何得出的，但引发了我的思考。据我的观察，农村学校没发展好，主要是校长没有整合好资源，城乡发展差距导致农村很难留住优秀教师。

这几年，在培训校长的过程中，我慢慢注意到一部分校长很自卑，不爱讲话。有时，我会让他们上台分享，他们通常会回绝：“我是来学习的，我听他们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乡村学校有很明显的改变，这并不是学校的“硬件太软”，而是“软件太软”，特别在校长管理的这一环。

到了2019年，我担任农村学校助力工程校长班的班主任，整个班都是乡村校长，我就带着博士生（陆超），开始了这一次的研究。

南方周末：在论文中，你挑选了25个乡村校长和4位教育行政管理者作深度访谈，这些校长是如何挑选出来的？

刘莉莉：这篇论文的题目叫“挣扎与坚守”，换句话说，我是看到某位校长处于某种困境，且有诉求、想要改变现状。有一个校长就和我说，他之所以没离开现在这个位置，是因为政府给了他一些支持，让他觉得能发展起来，但他还有更多想做的东西，问我能提供什么帮助。还有一个校长我印象也很深刻，他说，他爷爷当年为了解放这个地方而牺牲，他父亲也在这个地方做过老师，无论外面薪水多高他都不会离开。了解之后，我发现能够坚守下来的校长，很大程度靠的是妥协。

南方周末：为什么是“妥协”？

刘莉莉：因为基础教育事务管理权限归属县域，地方各类行政组织共同管理，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学校在县政府的统筹规划下，自身缺乏议价能力，往往难以获得更多资源和支持来争取发展。

南方周末：这种“妥协”听起来很无奈，在约访的时候，校长们愿意聊这个话题吗？

陆超：刘老师先前已经打好招呼了，但等我去接触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心存防备，害怕把不好的一面告诉我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影响。

南方周末：有没有接触到尝试不妥协的校长？

陆超：有。贵州一位校长跟我说，学校缺钱，硬件设施不好。他去找上级部门要钱，但上级部门告诉他，前两年进行过一次大型的教育迎检，在县城学校投钱建操场和教学楼，欠了很多外债，没钱了。

为何失去话语权

南方周末：和校长们交流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陆超：许多人会说自己孤独。作为校长，他们没有办法向领导抱怨，又不可能去对教师倾诉，他们很需要一个倾听者。和其中一位女校长聊，我发现相较于相关部门资源上的帮助，她更渴望情感上的关心。她认为，资源可以争取，钱不够，也可以想办法，她觉得最缺乏的是关心、精神的寄托。

南方周末：他们需要怎样的情感支持？

陆超：上级领导的认可，村民家长对他们的认可，也就是对他们办学的信任。

刘莉莉：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冯大鸣教授做过关于乡村教师生存状态的研究。他发现村民对老师的认可度特别高，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比较好。但近几年来，家校矛盾没有被消解，家庭对学校的依赖越来越强，期待越来越高。我在访谈中也察觉，家庭和学校的关系更复杂了。

南方周末：在过去，乡村校长通常也是各地的乡贤，在乡土社会中拥有权力、受人尊敬。相比之下，今天的乡村校长似乎在失去话语权？

刘莉莉：上世纪20到3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提到，乡村学校是引领区域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而乡村校长就是舵手。

过去的时代文盲很多，但大家很尊重知识，如今价值观更加多元了，在这个背景下，留在乡村的人对乡村校长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此外，从前是一个村一个学校，这几年乡村学校撤并，很多校长可能会被撤走，导致工作上不够用心，造成村民对校长群体中的部分人接纳程度降低。

乡村校长权力的丧失，有一个体现是结构性缺编。乡村教师虽然是“铁饭碗”，但来这里当老师的人，不一定都是怀抱理想的，也可能只是来安置工作，专业性在降低。常常出现需要的（老师）却没有的情况，校长也很无奈，在选拔教师的过程中，校长的权力很有限。

南方周末：那乡村学校是怎样招教师的？

刘莉莉：调研中发现，学校要招什么样的老师，校长的决定权很小。西部一位校长告诉我，学校老师是组织替他招的。一个良性的招聘机制应该是，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基本的标准和流程，但一定要发挥校长在人才选拔过程当中应有的作用。校长领导力的发挥，立足于对自己所领导的人员有足够的信任。

2021年9月26日，河北省盐山县小营乡大左中心小学，两位新来的特岗教师与学生们做游戏。 （视觉中国/图）

需要智慧地解决问题

南方周末：说到校长的权力，其实又要回到你的研究中。你发现，在行政层面，不论是面对政府部门，还是学校管理，乡村校长并没有足够的权力，但在熟人社会，乡村校长又被赋予了太多责任。城市里的校长会存在这些身份的冲突吗？

陆超：我访谈了一些县中校长。我发现他们跟乡村学校校长的区别是，他们能跟县政府、教育局交换资源。特别是决策阶段，县政府和教育局会去听这些校长的建议。

刘莉莉：城市是多方利益的制衡，城市校长很难真正“边缘”。稍微好一点的学校会走向集团化，让你带一批学校。如果校长不行，被别人集团化以后，集团总校长也会拉动你不断努力。在农村，一个乡村学校里就二十多个人，不需要太努力就能够活下来，你很难拉动每一根神经。

乡村的熟人社会对校长的影响也很大。有乡村校长和我说，他们不敢轻易到饭店吃饭，进门，全都认识。一旦有什么事儿，能把校长从晚上七点吃到凌晨两点。在熟人社会，不仅是上学的问题，七大姑、八大姨的矛盾都联系在一起，（校长）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协调着各种矛盾。有时我看那些校长，耳朵上别根烟，和农民没什么两样。

南方周末：城市校长和上级部门沟通的底气是什么？

陆超：县城学校的升学率很重要，一些和教学无关的活动，县中校长会以与学生学习无关，没有时间组织活动为由拒绝。教育局可能就会让乡村学校去接这些杂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升学率就是县城学校的“底气”。

南方周末：听上去乡村学校处于链条的最底端。

刘莉莉：乡村校长的状态常常是，上级行政部门发的信息，得马上回。相比起来，县中的校长就更有底气。此前，一位县中校长告诉我他如何与教育局“讨价还价”。教育局要给学校两个优秀教师名额，他拒绝了，理由是“觉得名额太少”，希望要给最好能给四个。对于好的县中来说，多要两个名额是“锦上添花”，但对于乡村学校而言，如果少了那两个名额，意味着没有“雪中送炭”。

我经常听校长抱怨，有时镇里有活动需要老师学生充人数，于是大家课也不上去凑人数。乡村学校没有任何拒绝的底气，它得接受所有指令和要求。

南方周末：校长们会试图与他所处的环境对抗吗？

刘莉莉：也有，但对抗会带来很多矛盾，校长们需要智慧地解决问题。

一个偏远地区的校长和我说，他们的学生不穿鞋，他也就不要求学生穿鞋，并将其称为“尊重民族习惯”。另一个海南的校长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的思路是，先研究为什么学生不穿鞋，他发现，孩子们走山路，长期走下来不觉得磨脚，天气热，光脚也比较凉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让体育老师上课的时候，不要在树荫底下，而是组织学生们到柏油路上。孩子们往太阳底下一踩，脚烫，开始学着穿鞋。后来，他还在教学楼入口安了一面大镜子，让每个孩子进来之后整理自己的衣冠，那些鼻涕邋遢、衣服歪斜的孩子，看着别人在整理，自己也慢慢开始学着整理。

远离“权力中心”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中提到“乡村校长远离行政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基层治理，特别在偏远地区，可能都存在一些管理不严的情况，为什么乡村校长会成为矛盾最集中的点？

刘莉莉：目前，行政本位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很深。就乡村校长而言，上级部门的指令，即便是错的，他想改变也很难。

进一步来说，我们需要思考，很多校长的问题，会不会是（教育）局长的问题？比如教师招聘，会不会（教育）局过度干预了？当然，客观地来说，也需要有一个监督体系防止校长乱来，但更重要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对乡村校长有信心，信任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做。

南方周末：这两年实际上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乡村校长。

刘莉莉：是的，比如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原校长陈立群，之前去了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任校长，我这次在访谈台江县教育局长时，他就跟我说，感谢国家送来了这样一位好校长。

南方周末：陈立群校长的例子应该是离行政权力的核心很近，而不是很远。

刘莉莉：对，所以台江县教育局长也觉得陈立群是个案。

2019年9月，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陈立群。 （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那有没有真正“离权力核心很远”又很优秀的乡村校长的例子？

刘莉莉：一位西部的校长，曾迎接一次教育部督查。当时学校条件挺差，老师们没有办公桌，睡觉的床也是家长们购置的折叠床。

后来我得知，这位校长带着督查人员走了一条看不到办公环境的参观线路。不过，他的处理方式也很有智慧，在参观结束后，他又悄悄给领导说了自己的难处，照顾了当地的面子，又为学校争取了权益。这其实也是一种妥协，校长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他知道怎么尽可能走进中心。

教育的力量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乡村教育的未来？

刘莉莉：我总体上是很乐观的。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乡村学校的硬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从大环境上来看，例如乡村振兴等战略对乡村生态的改变是在发挥作用的。我在研究中发现，西部一些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甚至比中部的硬件条件还好了。当乡村学校的生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乡村校长不再是“社会活动家”，他就会开始关爱儿童的心理状态等很细致的问题了。

湖南一个九年一贯制的农村学校，有三百多个学生，这所学校的校长给我说了一个2021年中考的故事。疫情之后，乡村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可以想上网课就上网课，更多孩子是在一边干农活，一边听网课。又碰上山体滑坡，到城里参加考试的路被堵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长和孩子就不准备去考试，想着初中毕业就回家干活。

但这位校长说，他坚持要让孩子参加考试。他认为，这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毕业考试是不可缺席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孩子走山路，走了六个小时左右才到。回来路通了，他们坐大巴车，下了车，孩子们向大巴车鞠了一躬，向学校校门鞠了一躬，又向老师们鞠了一躬。这位乡村校长对我说，刘老师，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南方周末：乡村校长应该如何突破自己的困境？他们自己能做的是什么？

刘莉莉：乡村校长需要具备解读政策的能力，乡村校长应该学着拿起法律武器、依靠政策，同时，需要对实践进行反思。

有一个乡村校长会带着学生晨跑，到了另一个城郊接合部的学校后，他试图推行这一政策却行不通。他没想通，我帮他分析，这是因为环境已经变了，学生们对你还没有产生认可，一下子来推新的制度，很容易引发抵触。

第三个方面，如果理论底蕴和素养不够，很难带动团队，以及与教育行政部门沟通。很多校长想大刀阔斧地改，结果往往会失败。我们应该是大设计、微创新，一点一点地去改。

陆超：补充一点，很多时候乡村校长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是比较差的。在信息发达的时代，有的乡村校长就埋头苦干，把很多问题、压力扛在自己身上，没有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乡村校长也需要提高自己对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识别哪些资源可以为自己所用。

（南方周末实习生廖学琴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