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木槿花开作者张明大概是1958年秋天，因父亲在运动中受到了某种不公正愤而辞职，母亲也随父亲辞职、随父亲来到了父亲的故乡——关中农村、渭河南岸华县的一个贫穷村庄，离乡背井成了一名农妇。秦岭将关中与陕南划分为南北两个地域，两地的气候和物产不同，生活、习俗两不相同。比如陕南气候湿润、无风沙、植被茂密、河溪和山谷密布、植桑养蚕、种水田出产大米、物产较为丰富，而关中人常年以玉米和小麦为食，很少有食用蔬菜和水果的习惯。改变小时候的生活习惯、适应新的环境，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小时候不懂这些，至现在方知母亲当年的不易！父亲的家里很贫穷。父亲行三，有四个同胞兄弟，除了远在10里外的大伯一家外，其余一家三代、老小九口住在一个两间（椽）宽的小院里，四叔当时尚未成家，与爷爷奶奶住一间屋子，房子不够住。母亲、父亲和我一家三口，在院门口的一间小屋里住了大概5～6年，弟弟也是在那间小屋出生、学会走路的。母亲来到父亲的故乡，不会耕作农田，也不会纺线织布，几乎一无所长，在爷爷家里的尴尬地位可想而知。不过，多年后听母亲多次讲过，爷爷对她一直很宽容、很好，甚至很尊重，从没有骂过她，认为她出于大户人家，有见识。母亲学会关中农活，大概没费多大力气。学会做关中人的饭食，比如擀面条、蒸馒头，大概费了些功夫。由于贫穷和观念的缘故，三兄弟经常为家里的琐事吵架、甚至打架，1961年前后，三兄弟分了家。分家后的三兄弟，仍住在一个小院子里，也经常吵架、打架，日子过得很不太平。更严重的是，父母在回到故乡的前七八年中，经常吵架、打架，大队干部经常到家里劝解他俩。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母亲坐在小凳上哭泣，大队干部数落父亲，他或蹲在地上、或坐在小凳上，低着头，手里拿一草棍在地面划着、写着，从不辩解、也不吭声。记得好几次父母吵架后，母亲要回陕南外婆家，被乡亲们劝回了家。有一次在秋天，玉米快成熟的季节，母亲背着自己的铺盖卷，走在田间狭窄、坎坷的土路上，要去距我们村最近的楼梯火车站、回外婆家，我远远地跟在她身后，不敢靠近她。最严重的一次是大妹妹一两岁时，父母不知为何又起了纠纷，母亲坐在村东头的一口井台上，想跳井自尽。我也是远远地看着她，不敢靠近。弟弟当时四五岁，去了井台，乖巧地坐在了母亲的怀里。母亲去世后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弟弟一起回忆过一次童年的苦难生活，和他说：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我以为是自己的原因、自己不是父亲亲生。惊异于弟弟当时也说，他童年时也有过同样的疑虑，以为他自己非父亲所亲生。大饥饿刚刚过后的1962年秋天弟弟出生，父亲几乎同时得了一场伤寒、气息奄奄，一冬天挣扎于死亡的边缘，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苦的谷底。万幸父亲当年年轻，同时感谢祖先护佑，最终闯过了鬼门关。1964或1965年前后，父母好不容易盖起了一处三道檩、单面滴水的三间厦房，搬出了爷爷家的院子。新院子在村子最西端、面南，没钱安院门，在土墙上掏了一个上小下大的洞，关中人称其为“土门"。土门，大概属于人类早年穴居生活的孑遗。三间厦房之间没有隔墙、连为一通，正中一间安了一个四处漏风的旧式小木门。院子的大门，记得是1970年前后才安的。大门的一把新铜锁，是承烈舅舅从平利寄来的，开锁方式很特别、钥匙很复杂，比关中所造的铜锁保密性好得多。后来知道舅舅当时过得也特别艰难，不知他在平利买那把铜锁费了多大的力气？母亲在新院子里，学会了做布鞋、裁缝衣服、学会了纺线、学会了织布，修炼成了一名合格的关中农妇。母亲在23岁时从零开始学习关中农妇的各种技能，不知其中付出了多少辛酸和辛苦？1966年夏天开始，不断能听到周围村庄斗争大会致人死亡、自杀的骇人消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在我迷迷糊糊要睡着时，听见父母在谈一个很严重的话题。父亲的声音很小、听不清楚，但能听清母亲的声音。通过她的声音知道，父亲当时想自杀！在他少年时代、抗战时期，加入过当时政府在学生中组织的所谓“童子军"，他怕被人揪出来批斗、受辱。母亲在大声地、严肃地制止他。劝他说，当年抗战，参加童子军的人不在少数，不可能个个揪出来斗争。并说，现在揪斗了多少老革命、大干部，一个平头百姓被揪斗了，有什么要紧处？事后果如母亲所言，父亲侥幸躲过了那场要命的运动。多少年后至今我一直认为：父母的见识非常之重要，关键时候能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死存亡！母亲离开陕南后二十二年间，只在大饥饿的1960年前后带我回过一次外婆家，好像住了很长时间。这也是我幼年时唯一一次去外婆家，至今仍记得外太婆宁老夫人的一头白发，舅舅乌黑整洁的偏分头，外婆家火塘里的炭火，依稀记得表姐小莉（乳名芳娃子）长得很漂亮，穿着一个粉红的罩衫。听妈妈说，我小时候有一件紫红色罩衫，和芳娃子的那件粉红罩衫是一起做的、还是买的。1971年春节前、小妹将要出生时，舅舅来信说外婆身体不行了，希望母亲能回一次娘家。父亲收到后压下了这封信，没让母亲看，她没能回娘家看最后一眼外婆，留下了终生遗憾。母亲二十多年没回过外婆家，一方面是怕与外婆家来往影响了子女的"前程"，另外重要的原因是贫穷，母亲回一次外婆家，来回路费差不多需要50元钱，家里哪里拿得出来？压抑的环境和极度的贫穷，使母亲回娘家的路一直遥不可及！1979年5月前后，父亲得到平反、恢复了“公家人”的身份，家里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母亲一直不愿意恢复她的干部身份，重新成为“公家人”。经过一年左右的纠结，为了孩子们成为所谓的“城里人”、吃上所谓的“商品粮”，1980年3月份左右，母亲只身回到了镇坪县，恢复了她的干部身份，在大山深处的白家公社（乡），任妇联主任。1980年5月左右、映山红花开时节，我和弟弟也去了镇坪县，希望以“落实政策”的名义，由镇坪县政府安排一份工作。一家人被“落实政策”、成了所谓的“城里人”后，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步有了改善。母亲1995年退休后不久，受当时假托经济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姓名与人生》一书的影响，开始了对《易经》和算命理论的研究，甚至堪称痴迷，但似乎很有心得或称成就。她替人算命料事完全是为了研究和验证算命的有关理论，绝不收人钱财。她算命，首先遵循有关理论同时兼顾人情世故，算得非常认真、也很费时间，简单的卦需要一个上午，复杂的需要两天。据母亲称，她替人算过的卦中，有两、三卦堪称神算，曾引以为傲。她将她替人算过的卦，用A3幅面（近似于8开）大纸汇成一册，现存留在我处。母亲退休后，还写过不少回忆性文字，总字数应该不会少于30万字，但目前留下的来的只有一万多字，其余均被她自己销毁了，她担心那些文字会给后人惹麻烦。留下来的一万多字，均涉及她一生所爱、所牵挂的人，包括她的父母、姐姐、哥嫂和四个孩子。母亲晚年患冠心病和高血压。2005年7月17日前后某天做早饭期间，她已经感觉到心脏不适，硬撑着做好早饭后，让我父亲、他们的孙女和外孙（孩子们正放暑假）先吃饭，说自己不太舒服，上床躺下时间不长即感觉严重不适，弟弟和妹妹紧急护送她到了华县人民医院。我在母亲住院后的第三天，从威海赶回华县时，母亲的病情并未好转。想把母亲转到西安医治，医生说，心脏病转到哪里均是一个医疗方法，如果当时转院治疗，路途中存在风险。入院后第十天，母亲在2005年7月28日（农历6月23日）约凌晨4时，死于华县人民医院，享年70周岁。当晚我弟弟和大妹夫闫红军在医院值夜班，当我从住处赶到医院、踏进病房的一瞬间，早已变平直的心电图向上跳起了一个波峰，然后永远地平直了！母亲墓碑上从旧俗去世时间记着公历7月27日，其实当时已是凌晨、已是28日！追昔抚今，回想母亲苦难的一生，感慨无限！弟弟张健在母亲去世的当天晚上说过一句话：咱们姊妹四个身上的优秀品质，仔细想想，均来自母亲！我虽然没有想过此问题，但我完全认可他的这个观点，他说得对极了！这句话，是弟弟至今生说过的话中，最合我心意的一句话了。母亲去世前，我几乎每年均回华县（今称华州）和母亲一起过春节，2005年春节是我和母亲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我和家人还在回华县的火车上时，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感到自己身体虚弱，春节期间不能给大家做饭了，让我和妻子春节期间自己做饭。春节期间，妈妈问我在山东威海生活是不是有困难，说我父亲刚刚给了她一笔钱。如果我有困难，她想给我一些，我说不用、有钱。她问我有多少钱？我说了一个数字，她没吭气，给我伸了一个大拇指。母亲除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身体还算健壮，离世突然没有机会交待后事。妈妈去世后，为了找她留下的银行存单，大妹妙英在她住过的屋子里翻箱倒柜几乎找了一年。在几乎要放弃寻找时，才在妈妈办公桌后侧、靠墙一面找到了一个信封、用胶带贴在桌后的一个信封，信封里有面额不等几张存单，总计约一万四千元。这就是妈妈一生所有的积蓄了，其中包括着父亲刚刚给妈妈的“一笔钱”！区区一万四千元，竟然想给我一些，至今想起来无限心酸和羞愧！贫穷和不宽裕，伴随着母亲的青年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她的暮年。每当木槿花开时、每当见到木槿花时，我就会想起在乱世中历尽苦难的、了不起的、坚韧的亲爱母亲！2019年8月21日起笔于青岛·途中2020年1月27日（庚子年初三）完稿于威海再补充校正于2020年5月10日（母亲节）作者简介：张明，男，生于1958年，陕县省渭南华州人，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铸铁熔化设备的技术研究和项目设计，国内冲天炉技术和历史著名专家图文来源：网友推荐·渭河文苑原文作者：张明整理编辑：渭河文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