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可能是我最后的著作”，88岁时，许倬云有感“来日不多”，想在没有“昏聩糊涂”前再写一本书。这次他没写中国，而是把目光投向美国。自1957年秋天从台北搭乘廉价货轮，横跨太平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许倬云目睹了美国60多年的风云变幻。他参加过平权运动，亲历了“铁锈地带”的衰败、特朗普上台，眼下则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困，可以说，他见证了美国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甲子。作为一位侨居海外多年的历史学家，他时刻充满故国情怀，新书的最后专门辟出一章谈“中国当政何处去”。“总希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许倬云殷殷写道，“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许倬云的历史研究，最后落脚点总是普通老百姓，他总结为“关注常民”“为常民写作”。“我是有受他的影响，就是除了自己那点学问之外，还要关注社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出来说一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看门狗’。”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社会学家李银河说。90岁生日之际，《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中国大陆出版。终生难忘抗战逃难去年，许倬云接受许知远《十三邀》节目访谈，说起抗战逃难时看到走不动的老年人把生存机会让给年轻人，一下情绪失控，哭得像个小孩子，让无数人为之动容。“抗战期间的经历影响我一辈子”，许倬云多次写道。经济学家张维迎也透露，2003年许倬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客座教授，回答一个学生的提问时曾说：“我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岁月，我知道那种国之将亡的痛苦。”1930年，许倬云出生在无锡一个式微的世家大族。他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出生时手脚就是弯的，8岁以前没法站起来走路，活动范围最多只能到家门口，唯一的娱乐就是坐在竹筒做的凳子上，手拉着竹筒半寸半寸地跳。抗战爆发时，许倬云才7岁。父亲许凤藻是一个战地军官，被调往离前线很近的地方负责供应军粮民食。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要带着大小十余口人奔波，前线吃紧时撤退到后方，等到日本人撤离后再前往父亲的任所团聚。《许倬云问学记》中记录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在湖北沙市看到的永生难忘的场景。那是一天早晨，家人带他到大门口，说要送刚到的军队出征上前线。家人忙忙碌碌煮开水，一桶一桶送到门外去。许倬云扶着竹凳子站在门边台阶上一望，一排排军人坐在的上一眼望不到边，步枪像小山似地一堆堆架在路边。从早到晚，一批批战士步下码头，登轮往江下驶去。“这些人是真的出征了，不是调防。”父亲告诉许倬云。母亲一听就念起佛号：“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当时，年幼的许倬云一下就记住了母亲那句话，感觉自己开始懂得了一些生死，而江边看到战士上前线的那幕景象也就有了特殊意义，“从此切开了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此后的八年，许倬云形容为“八年的颠沛流离”“八年的炮火与灾难”。他无数次幸运地在大轰炸中死里逃生，又无数次看到死亡在身边突然降临，“死的人没有任何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逃难过程中，唯一的暖光是在农民家借宿时，总是受到无私照顾。他们把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大家一起吃，许倬云由此对农民充满感情。长期在农民那里避难，也让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农夫种田，老农夫妻聊天，小孩子在地里抓虫子……多年后，这些农村生活场景还在他的著作中不时出现。历史研究为常民写作抗战期间与农民密切接触的经历，影响了许倬云此后的历史研究视角及方向，“兴趣最大的是老百姓的事”。多年后，他用英文写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两部名著，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起点。与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喜欢唐宋不同，许倬云对汉代情有独钟。他在《十三邀》中说：“汉朝将国家的基础放在农村里边独立的农家，人才才能出，财富才能出，这是交通线的末梢。城市都是交通线上打的结，商人、官员都在转接点上。”“编户齐民，汉朝是做得最好的。”张维迎回忆，许倬云和自己当时的北大助教聊天时不无得意地说，他虽然生长在城市，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直接参与农业劳作，但他是懂农业的，所以才能写出《汉代农业》。稍后完成的代表作《西周史》也独辟蹊径，没用专门章节来讲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周朝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为此还受到过一些人的批评。但许倬云解释，自己治史的着重点是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而且在如今这个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许倬云更是不止一次提到“常民”这个词。所谓“常民”，就是老百姓，他们在历史罅隙中最容易被忽视。但许倬云认为，正是常民创造的民间传统文化精神，留存了宝贵的价值。他试图由此切入，重新反思和反观中国文化，为中国避免患上西方那样的现代文明病提供一剂药方。同样的思路在《许倬云说美国》中也有体现，他花了很多篇幅讲美国和西方社会历史，最后说，希望美国历史能对中国社会有所启发，因为“全世界人类曾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许先生的著作，气象与格局都很大，这与他的内心拥有家国天下的大关怀有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中国文化的精神》导读中说，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得以和许倬云认识。一天，许倬云把他叫到办公室，不谈具体学问，而是与他讨论当今世界文化出现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令他感到深深的焦虑，不吐不快”。伤残之身影响人生思考抗战期间一家人跟着父亲到处转移，许倬云的腿又不好，没法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上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回到无锡老家，才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一，第一次踏进学校大门。这之前，许倬云就自己在家看父亲的书。许凤藻毕业于被称为“中国海军军官摇篮”的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周作人兄弟早年也在此求学。他虽是武官，却酷爱文史，经常叫许倬云一起看书。10岁时，他的阅读已经非常庞杂，除了武侠小说，有《史记》《左传》《饮冰室文集》，也有时事报刊《大公报》《时与潮》。此外，父亲每天都会看战报，或从无线电里听大西洋战争的情形，然后拿出地图告诉他，大西洋的海战在哪里发生，双方战况如何等，许倬云从中学到很多地理知识。父亲直接影响了日后他对历史的喜爱，“给我的这套教育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教我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文辞等。”伤残之身也影响了许倬云的性格。许家孩子多，他却不能和大家一起玩。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坐在门槛或凳子上看蚂蚁搬家，以及哥哥姐姐们奔跑跳跃，但只能以欣赏者的角色，自得其乐。他多次说过，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残疾，因此“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求安心”“寻找安顿自己的地方”，不管是在著作中，还是在接受访谈时，是许倬云反复强调的一点。在他看来，时代变化太快，新科技层出不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既往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都在被不断解构、重塑。在此过程中，小到个体，大到国家和文化，如何在“变”中寻求安定和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事。这个问题许倬云想了一辈子，直到90岁，依然还在不懈地思考。对王小波影响最大的老师1970年，台湾地区危机四伏，知识分子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对象。此时，许倬云恰好接到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做客座教授的邀请，台湾大学师长劝他“去了不要回来”，许倬云便开始在异国侨居。许倬云在匹大的教学生涯，至今都被反复提及的一段经历，是收了作家王小波当学生。1984年，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匹大读博士，许倬云是她的导师小组成员之一。当时匹大东亚语文学系主要教外国小孩学中文，完全没有值得王小波修习的课程，于是就挂在许倬云名下注册上课，整个课程只有他一个学生，没有指定教材，谈话也漫无边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倬云在《忆王小波》中说。他还告诉王小波，写小说要有“炼字的淬炼功夫”。“我印象里当时小波应该是在写《唐人故事》，其中有一篇他给许先生看了，许先生的建议对小波是有影响的。”李银河说，她对许倬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文笔特别好，写的东西跟一般学者，尤其跟国内很多人不一样，“所以他给小波提的建议，小波非常重视”。1991年，许倬云看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后，推荐给台北《联合报》，并获得中篇小说大奖。这也是王小波生前获得的少数海外文学大奖之一，在获奖感言里，王小波专门感谢了许倬云。“小波文章里提到‘我的老师’时，都是指许先生。他是非常清高的人，一般的人不会留下很深印象，就不会称为老师，但许先生是他最推崇的那位。”李银河说，从许倬云写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上课实际就是聊天，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小波他看的书可杂了，特别多，不光是看正史，也看野史，所以才写《红拂夜奔》那些唐人的奇闻逸事。这两位碰到一起，你说得撞出多少火花？”李银河说，当时许倬云已是名声斐然的历史家，而王小波的历史研究又是业余的，“我想他们那种精神上的交流，对小波后来的成就应当是有特别大的影响”。《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许倬云著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