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保平先生所著《千古文人沉浮录》一书，以沉郁顿挫的史笔叙述了中国历史上20位典型文人从政为官的坎坷经历，展示了他们在大关大节面前的不同抉择，并揭示其成败得失与价值追求，以此深窥旧官场变化莫测的人际关系。作者阅世丰富，神交古人，重回历史现场，人生百味皆形诸笔端；又博览古籍，纵横贯通，检覆史论观点，剖析事理人心，所得古人政治经验和人生智慧，足为今人取法受益。虞翻：疏节狂傲投荒客，典籍自慰名不朽文|李保平俗世红尘，无奇不有。“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是一景观，“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是一景观，“十年苦读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是一景观，“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一景观，“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是一景观，“名利危中来，富贵险中求”是一景观，“福祸无门，唯人所召”是一景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是一景观，“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是一景观，“见利忘义，求荣取辱”是一景观，“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是一景观，“没事找事，自讨苦吃”是一景观。三国时东吴名士虞翻的坎坷人生便属于最后一种情形。一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氏。读《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及裴松之注，深深以为虞翻是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传奇人物。裴松之援引《吴书》说明虞翻在少年时即与众不同：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书奇之，由是见称。虞翻小小年纪心气竟然如此之高，无怪乎很早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称赞。虞翻年轻时，王朗任会稽太守。王朗闻听虞翻年少才高，便任命他为功曹。其时，东汉王朝已气息奄奄，梁冀、董卓、李、郭汜等乱臣贼子竞相登场，天下盗贼蜂起，战乱频仍，地处东南一隅的江东也动荡不安。小霸王孙策靠乃父孙坚余荫，乘乱举兵起事，兵锋直指会稽。虞翻虽然年轻却见识过人，建议王朗躲避孙策，不要与之争锋。史称：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朗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孙策占领会稽后，认为虞翻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让他继续担任功曹一职。很快，虞翻就成了深受孙策信任的部属。此时的虞翻允文允武，不仅是一位见识高超卓尔不凡的文士，而且是一位身怀绝技武功高强尤其善于健走的武将。在一次营救孙策脱险中，虞翻展现了他的惊人本领。据裴松之注引《吴书》载：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夺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鸣之，部曲识声，小大皆出。遂从周旋，平定三郡。虞翻在关键时刻舍命护主，与主公孙策的感情随之升华，以至于他人难以企及。孙策有驰骋游猎的爱好，经常外出围猎。虞翻劝告说：“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刚愎自用的孙策我行我素，没有将虞翻的劝谏放在心上，结果在日后的一次会猎中，不幸被仇人许贡的家客暗算，身中毒箭，丢了性命，年仅28岁。孙策死前，虞翻已外放担任富春的长官。孙策不治身亡的噩耗传来时，部属都要前去奔丧。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虞翻保持了难得的冷静和理智，担心与富春邻县的山民可能借机滋事，故而力主留守富春。听说虞翻留守在富春“制服行丧”，其他各县的官吏也纷纷仿效，坚守岗位，故而在孙策亡故之后，东吴各地未发生动乱，保持了江东政局的稳定。孙策死后，其从兄定武中郎将孙驻守乌程，欲率兵夺取会稽。会稽郡守派虞翻前去劝说孙。虞翻慨然前往，对孙说道：“讨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翻已与一郡吏士，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图之。”孙见会稽官兵已做好准备，严阵以待，便取消了夺取会稽的念头。通过化解这一非常事变，虞翻处理紧急复杂事变的能力初显。孙策健在的时候，深知中原人才济济，常以江东人士学问不博为憾事。便让虞翻出使许昌，意图借助虞翻的渊博学识为江东人士争口气，没想到虞翻却不愿意前去。孙策问虞翻原因时，虞翻的回答简洁而自信：翻是明府家宝，而已使人，人倘留之，则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此后，虞翻被举为茂才推荐到朝廷，朝廷召其赴京任侍御史；曹操把持朝政后，命人请虞翻为司空辟，虞翻皆推辞不就。《吴书》称：虞翻闻听曹操要他去京师做官，不屑一顾地说道：“盗跖欲以余财污良家邪？”当即拒而不受。虞翻在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以官帽子相诱惑面前丝毫不为所动的定力，和对东吴政权的赤胆忠诚，于此清晰可见。二虞翻和主公孙策的交谊，是他仕途生涯中最为开心的美好时光。待到孙权主政江东后，虞翻的处境便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他作为孙策所信赖的老臣继续受到重用，但是江东新主孙权和虞翻之间的性格差异，却促使他们逐渐产生隔阂并日渐加深。孙权主政后提拔虞翻为骑都尉，虞翻的话语权由此而大为增强。书生气十足的虞翻由是以饱满的热情参与政事，在诸多问题上毫无保留地直抒己见。由于在一些事情上与孙权的意见相左，虞翻几次犯颜直谏，让孙权心里很不高兴。加上虞翻性格高傲，与朝中官员们的志趣爱好格格不入，这些人便抓住机会，经常在孙权面前说虞翻的坏话，孙权生气之下，便把虞翻贬徙到泾县做县令去了。这次被贬黜外放，是虞翻在仕途上跌的第一个跟头。虞翻在泾县一待便是好几年。相助虞翻走出困境的，是他的好友吕蒙。东吴大将吕蒙为了谋求夺回刘备久借不还的荆州，出于麻痹关羽注意力的考量，以身体有病为名从前线回到了京城建业。吕蒙和虞翻私交很深，为缓和虞翻与主公孙权之间的矛盾，相助虞翻走出厄运，吕蒙“以翻兼知医术”为名，请他前来为其看病。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虞翻马上将自己智慧见识运用到了战场上，而令吕蒙刮目相看：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糜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吕蒙白衣渡江、夜袭荆州之后，吴蜀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关羽统率的荆州军队在曹、吴军队的夹击下且败且走。身在建业的孙权心系前方战事，寝食难安，便把精通周易的虞翻找来，命其“筮之”。虞翻得出的结论是：“不出二日，必断关羽之头。”战事的发展竟然和虞翻的预言完全一样。孙权十分惊讶，称赞虞翻说：“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同上书）虞翻重新回到孙权身边后任何职务，史书不载。因为虞翻是孙策时代备受信任的老人，这次回到中央，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意味着孙权对他的看法有了好转。但是，孙权对虞翻的赏识没有持续多久，便因虞翻公然羞辱曹魏降将于禁而破坏了这份好心情。早在关羽挥师北上、攻打樊城时，于禁、庞德奉曹操之命率大军前往救援樊城守将曹仁。关云长水淹七军后，庞德壮烈殉难，于禁则做了俘虏，被囚于关羽军中。关羽兵败后，于禁落到吴军手上，辗转到了建业。孙权出于借助曹操的力量应付刘备报复的考量，将于禁视为上宾，优礼有加：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同上书）裴松之注引《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透过孙权、曹丕两位君主对虞翻一再羞辱的降将于禁截然相反的态度，不难体味孙权并不是真的尊重于禁，而只是出于和曹魏修好的政治考量。而虞翻一再让于禁难堪，也并非由于他对于禁有什么个人成见，乃是因为他从内深处对变节投降之人极为鄙视。蜀国降将糜芳也曾被虞翻尽情羞辱。糜芳原是关羽部下，在吕蒙夜袭荆州时变节投降做了贰臣。一次，虞翻乘船而行时与糜芳的船只相逢。糜芳船上的人多，便让虞翻的船只避让，并大声喊道：“避将军船！”虞翻大怒，厉声喝道：“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糜芳无言以对，只得命军士让道。后虞翻乘车行路，经过糜芳军营门前时，糜芳麾下的军士关闭了营门，虞翻的车辆无法通过。虞翻又一次发怒，喊道：“当避反开，当开反避，岂得事宜邪？”糜芳在营内听了，悔愧交加，无以名状。虞翻如此不管不顾一股劲地揭人家的短，固然有失厚道，却也真实地反映出他内心的好恶爱憎。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及遣于禁等还。十一月，策命权曰：“??今封君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裴松之注援引《江表传》，道出了当时孙权心中的权谋：权群臣议，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戴上吴王的桂冠后孙权心里痛快，设宴款待群臣。谁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欢庆场合，竟然会不欢而散，并成为虞翻不堪回首的噩梦。而这一切，皆缘于虞翻任性癫狂公然藐视吴王孙权的恶作剧行径。在酒宴将要结束之时，孙权亲自向大臣们敬酒，来到虞翻跟前时，虞翻伪装酒醉倒在了地上。等孙权转过去之后，虞翻又坐了起来。虞翻如此做法，无异于藐视孙权至高无上的威权，公开给孙权难堪。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过分卖弄乖张的行径着实令人讨厌，“是可忍，孰不可忍？”孙权因面子上挂不住而勃然大怒似在情理之中。设若没有大司农刘基冒死劝谏，那场欢庆酒宴便会成为虞翻的葬身之宴。怒发冲冠的孙权完全丧失了理智，竟然脱口说出：“曹操尚且诛杀了孔融，孤于虞翻何有哉？”可见他内心里对虞翻的厌恶憎恨已经到了极点。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孙权不满虞翻过于乖戾嚣张的心结显然由来已久。待到孙权怒气平息下来后，不仅宽恕了虞翻，而且专门下了一道敕令，告诉侍臣曰：“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就事论事，虞翻所为简直是“犯浑”。虞翻能保住项上人头，多亏了大司农刘基冒死劝谏，和孙权理智战胜情感后的大人大量。按说经过这件事，从鬼门关走了一回的虞翻应当汲取教训，收敛言行，注意处理好君臣关系了，但虞翻却没有任何改变，依旧我行我素。史书称“翻性疏直，数有酒失”。一次，吴主孙权和东吴首屈一指的元老重臣张昭在一起议论神仙之事，君臣之间谈得津津有味，其乐融融，在一侧旁听的虞翻却站出来，冲动地指着张昭说道：“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同上书）虞翻的这一横炮不仅让张昭的老脸挂不住，更令吴主孙权恼怒不已，过去多年的种种积怨在此刻全部爆发了出来。盛怒中的孙权当即下令，将虞翻流放到岭南蛮荒之地交州。史书没有言及当时是否有臣工劝解，这回即便有人出面苦劝，恐怕也无济于事了。虞翻这次遭遇贬徙流放，主要是由于其太过锋芒毕露的性格缺陷所造成的。在平常人眼里，虞翻是百分之百的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咎由自取自食其果。但虞翻之所以不计后果地令孙权、张昭君臣难堪，是因为学识渊博的他无法理解也不能容忍，身份尊贵的孙权和张昭居然郑重其事津津有味地谈论荒诞不稽的所谓神仙之事。当然，一向率性而为口无遮拦的虞翻压根儿没有想到过去自己多次冒犯主公，已经在孙权心中形成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如果能想到这一层，或许他就会自觉约束一下自己的言行，而不至于如此放肆。但那样一来，处世圆融的此虞翻，便不是棱角分明的彼虞翻了。四算上从前由骑都尉徙为泾县县令，发配交州是虞翻第二次被贬黜，而且比上一次要厉害得多。人生苦短，这次戴罪流放是虞翻仕途生涯的一次重大逆转，直接决定了他的余生岁月。在历史上，许多才华卓异满腹经纶的官员遭遇贬徙后，皆怨愤莫名悔愧交加，难以接受严峻的现实落差。西汉文帝时期贾谊被权臣排挤构陷徙为长沙王太傅，长沙的自然环境明显好过交州，而长沙王太傅的职务更远胜虞翻戴罪流放，但年纪轻轻的贾谊却碍难忍受，牢骚满腹，怨愤难平，《吊屈原赋》《鸟赋》已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承受挫折的意志力太弱，适应恶劣生活环境的能力太差。“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因为上疏《谏迎佛骨表》、公然反对崇佛而被唐宪宗贬徙为潮阳刺史，在前往潮州途中曾经赋诗言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但到了潮州以后，韩愈便改变策略，立马给皇帝写谢表，谋求取得主子的谅解，为日后重返京城做铺垫。虞翻遭受的打击比贾谊、韩愈要重得多，却表现出了超强的抗击打能力。他既没有愁肠百结怨愤不平，也没有低下头颅主动悔罪，而是坦然面对，逆来顺受。到了交州以后，虞翻没有自暴自弃，让自己生活在无休止的愧疚怨愤之中，而是发挥自身的学问优长，自食其力，潜心学问，收授门徒，活得紧张充实而有乐趣。虞翻是东汉末有名的大学问家，学问广博，名动一时。据称他曾将自己所撰《易注》送给大儒孔融阅看，孔融看后大加赞赏，称之为“探赜穷通”之作。孔融回复虞翻的书信写得言辞恳切，对虞翻的赞誉很高：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策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因为虞翻一直钟情于专研《易经》，始终没有放弃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故而在交州，虞翻没有表现出别人因官场失意而萌发的那种怨愤痛苦。史称：无官一身轻的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同上书）。《虞翻别传》载：虞翻初立《易经》注，专门上表，称述自己为《易经》作注的动机。从家学渊源谈起，说道其视为《易经》作注为使命，并指出“索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而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若任由其“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虞翻动情地说道：“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自不恨。”虞翻所言，一方面真实地道出了自己内心的凄苦，另方面道出了其埋头于书海、以典籍自慰的心态。东吴黄武元年（222年），孙权登基称帝。虞翻专门上疏祝贺，曰：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奉承策命，臣独舞。罪弃两绝，拜贺无阶，仰瞻宸极，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轻雀鼠，性毫厘，罪恶莫大，不容于诛，昊天罔极，全宥九载，退当念戮，频受生活，复偷视息。臣年耳顺，思咎忧愤，形容枯悴，发白齿落，虽未能死，自悼终没，不见宫阙百官之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仰观巍巍众民之谣，傍听钟鼓侃然之乐，永陨海隅，弃骸绝域，不胜悲慕，逸豫大庆，悦以忘罪。（《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阅读这段文字，虞翻高傲狂狷的形象跃然纸上，虽然是祝贺孙权荣登九五至尊，却没有丝毫个人企图，没有任何请求宽恕的成分；虽然是戴罪之身，虽然已发白齿落，却依旧悠然自得，不无骄傲地告诉大帝孙权自己活得很充实，乃至“悦以忘罪”。虞翻完全有理由“悦以忘罪”，因为交州的流放生涯对他而言并不仅仅是苦涩，同时成就了他在整理校注中国古代典籍方面的地位。因为交州的流放生涯，而让后人认识了一位大写的学问家虞翻，令他此前的仕途生涯皆成为序曲；因为交州的流放生涯，而让虞翻成了后来人与坎坷命运相抗争的光辉榜样，无论如何都是虞翻的人生之大幸啊！虞翻在交州生活了十多年，最后死在了交州，享年70岁。走笔至此，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南宋诗人刘克庄的那首《杂咏》：孝谦已称帝，宾佐尽封侯。不道投荒客，交州白了头。五掩卷沉思，身逢乱世的虞翻允文允武，胆识过人，没有政治污点，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忠贞不贰，人格高尚，实属东吴政权中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出道甚早且被孙策赏识、赞许为“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见《江表传》）的虞翻，在东吴官场上原本应该顺风顺水稳居高位尽享荣华富贵，却出人意料地陡生不测，乃至被赶出官场，流放岭南，老死交州。一个如此沉重的话题，究其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虞翻没有处理好与主公孙权的关系。陈寿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虞翻古之狂直，固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同上书）孙权是在兄长孙策死后统领江东的，与当年孙策麾下的一批老人有过一段磨合期，也闹过不少矛盾分歧。张昭和孙权之间闹矛盾便闹得天下皆知。张昭是孙策临终前的顾命大臣，对新主公孙权始终竭尽忠诚，为孙权顺利主政江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孙权后来不论是称王还是称帝，却始终没有让张昭做丞相。初置丞相时，人们都以为是张昭，结果孙权却任命了孙劭。孙劭死后，人们皆认为继任者非张昭莫属，结果孙权却任命了顾雍。顾雍之后，孙权又任命年轻的陆逊做了丞相。换来换去，就是与张昭无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曹操率大军意欲吞并江南时，张昭出馊主意力主求和，令孙权耿耿于怀，造成了君臣之间难以弥补的隔阂。而张昭性格上的缺陷，也令孙权无法不对他敬而远之。孙权做了吴王后在武昌大宴群臣时，虞翻撒酒疯恶作剧让孙权大动肝火，气冲冲地拔剑要杀虞翻。在此之前，孙权便和张昭闹了一场不愉快：孙权要求人们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张昭听后很不高兴，立刻离开宴会厅，到自己的车上坐着。孙权派人请张昭回来，对他说道：“今日之宴，只是想让大家尽兴而已，您为何要发怒呢？”张昭立刻回答说：“从前纣王置糟丘酒池，为长夜之欢，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没有想到会亡国。”张昭的言行虽然令孙权很是不快，却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只能把怒火强窝在肚里。待到后来看见虞翻撒酒疯恶作剧大不敬，才一并发泄出来。张昭和虞翻在性格上颇为相近，或多或少都有些倚老卖老，时不时地有失人臣礼数，自己习以为常，却不明白已经伤害了气量不大的主公孙权的自尊心虚荣心。故而，他们必定会被孙权报以牙眼。因为张昭和孙权家族渊源太深，孙权对张昭的了解太深，所以尽管张昭一再和孙权闹别扭，孙权也始终不肯将丞相一职相授，却能容忍张昭继续留在庙堂之上。而虞翻和孙权的关系远不及张昭深厚，伤害孙权颜面刺激孙权尊严的言行又让孙权忍无可忍，于是才会受到戴罪流放蛮荒之地交州的严厉惩处。东吴黄武七年（228年），辽东公孙渊派使节向孙权联络输诚。嘉禾元年（232年），东吴派人从海路到辽东向公孙渊求马。《吴书》载：翻虽在徙弃，心不忘国，常忧五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想劝谏但又不敢，请求交州刺史吕岱传话但吕岱又不肯，及后更被人中伤，再被流放到苍梧郡。罪臣虞翻想向君王陈述真知灼见和所遭遇的艰辛，令人为之太息。《江表传》载：后权遣将士至辽东，于海中遭风，多所没失，权悔之，乃令曰：“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虞翻亮直，善于尽言，国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儿子仕宦。会翻已终。直到派出的将士遭遇风暴伤亡惨重，决策者孙权方才知迷途而觉返，心生悔意并想起了有先见之明的虞翻。良心发现的孙权于是命人到交州找寻虞翻，找到就护送他回建业；若已死，则送还会稽，并让儿子仕宦。而此时虞翻已经撒手人寰，当孙权闻听虞翻已经去世的消息后作何感想，有无疚愧，只有天知道！六“实体是自身原因。”“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虞翻的所遭遇人生磨难，特别是他被贬徙岭南长达十八年直至老死，人们在慨叹之余大多会抱怨他自找苦吃。但又不能不感到奇怪：作为一位以研究易学颇有心得名世的经学大师，怎么会不懂得做臣子应当恪守的礼数，怎么可能在处理君臣关系上一再犯常识性的错误呢？南宋思想家叶适曾为之叹息：虞翻，东国俊才，宦仕州郡。上不及预天下废兴之义，下不能为一身荣辱之防。虚效忠勤，轻招废放，惜哉，惜哉！（《习学记言》卷二十八）对于自己何以会多舛困厄，虞翻曾做过深刻反思。他将属于自身方面的原因归结为：“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虞翻别传》曰：翻放弃南方，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虞翻被流徙到交州后，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委之于客观，坦然承认自己所遭受的一切皆系咎由自取，是和他自己为人疏于小节和“骨体不媚”分不开的。“疏节”一词易于理解，“骨体不媚”一词则是虞翻的创造。早在先秦时期，“媚”已有喜爱、逢迎阿谀之意，运用于君臣关系时，“媚”字多有阿谀逢迎之意。汉末品评人物之风兴起，而两汉相术中的骨相说影响尤大，汉末三国时骨相说依旧盛行。虞翻被贬岭南后自谓“自恨疏节，骨体不媚”，乃指自己因骨骼连接处不细密为恨，此乃骨相不好，言下之意指自己不肯逢迎君主。故而虞翻的这一慨叹，叹出了他心中的不遇心态。经虞翻首次将“骨体”与“不媚”连用表达气节观，这两个词便进入新的语境，开始含有气节之意，象征着一种顽强不屈的独立人格精神。虞翻开列出的“疏节”“不媚”两条原因，确实是他自身的软肋。由于饱读诗书，由于文武全才，由于名声远播，也由于曾经深受孙策的信任倚重，虞翻身上带有一股浓浓的傲气。由于这股傲气在身上不时游走，虞翻在接人待物方面时常随心所欲，目空余子，口无遮拦。久而久之，便养成了一种文人的“臭毛病”：不肯像别人一样谨守臣节，只要是自认为真理在手，便得理不让人，即使是面对自己的主子孙权，也不肯哪怕是稍微委屈一下自己。不消说，虞翻对于古人韩非影响深远的逆鳞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而逆鳞说却是事奉君主不得不遵守的铁律。在中国古代官场上，专制君主是不能容忍臣子对自己的哪怕是一点儿不忠不敬的，更容不得臣下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给自己面子。虞翻一而再、再而三地肆意放纵，力图使自己成为体制内的一个特例，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倒霉是迟早的事。从这一点上看，虞翻的处世修养确实有欠火候，功夫远远不到家。单看虞翻早年拒绝曹丞相邀请、不肯进京做官时所说的那句名言：“盗跖欲以余财污良家邪？”很容易使人联系当时军阀割据的局面，认为虞翻之所以作此惊人之语，完全是因为自己身在江东、曹操鞭长莫及的缘故。直到看了虞翻在孙权称王后酒宴上的反常举止，特别是当着同僚们痛斥孙权、张昭，才能理解虞翻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欺世盗名，而是本性使然。虞翻之所以如此“放肆”，除了“恃才傲物”与“骨体不媚”而外，不肯随波逐流，不肯委屈自己，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史家对虞翻的一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多有批评。比如，虞翻对降将于禁就有过一些很出格的举止，又是要用马鞭抽打人家，又是当面羞辱人家，又是反对孙权放人家回曹魏，又是建议杀死人家以儆效尤等等。有人对此很是反感，认为虞翻的这些做法令人作呕。虽然虞翻未必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做法抬高身价，但确实有欠修养。倘若虞翻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是决然不会去做这些近乎下三滥式的举动的。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更多地是表现了虞翻的轻狂，而不是其他。虞翻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殊堪称道的，还是饱受非议的，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阳光的虞翻。虞翻在接人待物、处世修养方面存在着明显欠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虞翻在人生的大节追求上可圈可点，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虞翻的内心是极其苦楚的。他深知孙权绝不会宽恕自己，“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一方面他明智而冷静地预测了自己的后半生，另方面他则以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迎接命运的挑战。不难想见，流放中的学问家虞翻与西汉时身受腐刑的史学家司马迁有着同样的心志，要在光大学问中延伸自己的生命，找寻自己的知音，实现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虞翻对待坎坷遭遇的心态之所以能够做到平静坦然，既不怨天尤人，又不心存侥幸，是因为他不仅“骨体不媚”，而且见识通达，没有将做官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选择，在事功之路行不通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随即将精力和兴趣转移到做学问上来，进而开拓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因为醉心于学问，虞翻才从无尽的委屈不平怨愤中解脱出来；因为醉心于学问且有所成就，虞翻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快乐，敢于自豪地对大帝孙权说自己在交州生活得很充实，已然“悦以忘罪”。顺带说明一下，虞翻用“骨体不媚”来诠释自己运交华盖，含蓄地申明自己志不可夺的气节观，对后世影响甚大，在后世文人笔下，“骨体不媚”变成了一个褒义词，后世因为直谏被贬的士人往往引用虞翻之贬来写状自己的枉贬。唐代诗人官员韩愈因获罪遭贬出任潮州刺史，后量移袁州，途经韶州时写了《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一诗，诗中以虞翻自况，云：“久钦江总文才妙，自叹虞翻骨相屯。”宋代大文豪苏轼一生迭遭贬黜流放，在《广萧大夫借前韵见赠复和答之》一诗中，苏轼便借虞翻抒发心中感慨：“生还粗胜虞，早退不如疏。”清初文人王嗣槐在《喜吴汉槎塞外还和益都相国韵》中，竟将虞翻和屈原并提，云：“去如屈子悲长放，归似虞翻气不除。”后人的褒扬归后人褒扬，虞翻依旧是历史上的那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虞翻。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中的这一个，虞翻的优长和缺陷同样引人瞩目。“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借用《论语》的这几句话来形容古人虞翻，不亦很合适吗？…………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