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中国电影资料馆）
一部晚清留日学生拍摄的纪录影片
1906年6月12日上午，晚清留日学生以“补助海军兴复社”的名义在日本出资、策划、组织拍摄了纪录电影。参与者为留学生社团“补助海军兴复社”的社员袁希洛、朱叔源、钟志刚以及中国商人张旭初等；拍摄地点在日本神户川崎造船厂；拍摄内容为清政府在日本订购之军舰“楚同号”的下水仪式。这一活动的全程由袁希洛撰文《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记录下来，分两次发表于1906年7月的上海《申报》上。
图1：【1906年7月13日《申报》第2版】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
图2【1906年7月14日《申报》第2版】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续）
为便于表述，本文将袁希洛的文章简写为《活动写真记》。全文1920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拍摄的经过，还描述了拍摄此片的历史背景及仪式现场的氛围和参加者的心态，涉及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关系。用“活动写真”来“鼓励国民之海军观念”是当事者的手段，激发国人爱国热情、宣传强军观念是其动机。这一事件处于中国近代战争史、近代教育史、中日关系史和电影史之交叉点，同时又处于不同专业史的边缘，所以鲜有人提及。然而，这一历史事件有其特殊价值。晚清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起到过关键作用，而这一留日学生主导的电影活动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早期电影的社会功能、电影最初进入中国的社会动因、中国近代视觉教育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1906年日本的“活动写真”是电影吗？
《活动写真记》中谈及“所摄之影共分三叚 一船台上之景况 二入水之景况 三在食堂祝贺之景况也”。“叚”字从古至今有四种释义，分别是作为姓氏、语气词、副词、通假字。这里的“叚”只适合最后一种释义，即“叚”为“段”的通假字。用“段”作单位应该不是静止照片，而更适合活动影像。根据文中描述，第一段“台上之景况”包括了“厂员先导观楚同及建造中之炮艇鱼雷艇已入水之楚泰等 又导观机械锅炉等厂毕 复引至事务室”，“满舰饰以花綵 桅间悬万国旗徽 舰之头尾及桅头均高揭黄龙旗五十面”。第二段“入水之景况”包括了“工人将四围支木取去 舰身即从船台斜飞入水中 黄龙飘拂 各人高举国旗唱万岁 日人西人视我亦唱万岁 人声拍掌声如雷动”，尤其是“楚同在水内回旋进退之状”，“其入水时之黄龙旗飘拂之状”的动态描述明显具备活动影像的特征。第三段“在食堂祝贺之景况”包括了“皆持旗而立 厂主即余（袁希洛）手中取中国国旗插之席中”，“交互清日人而摄之”，“乃扬旗欢呼”；拍摄时“摄影机械既动”也是电影机而不是照相机的状态。
文中也多次提到了“照片”和“写真”，从上下文判断，当时的“补助海军兴复社”为振兴国防，向民众宣传海军的重要性，准备了多种形态的材料，不仅仅是“购演活动写真机械”，照片也是这个社团收集的重要资料。他们挑选并购买优质照片，即文中所谓“检照片之善者而购之”。从其计划来看，电影仍是重要的手段，文中叙述了“同人本拟购一摄影机回国 自行摄取我军舰之写真 而苦于款不足 既之不复顾款而勉力一购 则又苦于各铺之缺货而猝不及办”，说明了当时社员不惜代价购买电影机械，但在日本不易购置到设备。日语中的“写真”即照片，这句话中的“写真”与“摄影机”并不矛盾，因为很多早期电影摄影机都兼具拍电影和照相功能。
1906年的这次拍摄有据可查，但确切的放映时间地点却至今搜索不到。“补助海军兴复社”后来更名为“协助海军会”，从事了多次“活动影戏”演映活动，然而“楚同快舰进水式”再没有被提及。现有文献记录了该社团的活动性质和内容，从而初步判断可能是作为其在国内宣传海军强国的材料和筹集捐资的工具。为表述便利，笔者将影片名称暂定为《楚同快舰进水式》。但是应说明，很有可能并不存在一部名字叫《楚同快舰进水式》或类似名字的电影，因为虽然用电影器材拍摄，但并没有成为“有名字”的完整电影。
“补助海军兴复社”在国内放映的“活动影戏”，不能肯定一定是电影，能确定的是使用过照片，如1906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江苏娄县城隍庙开演“活动影戏”使用过丁汝昌的照片。当然，从“补助海军兴复社”在日本拍摄电影的活动，也可以判断这里所说的“活动影戏”很可能包括电影，须考虑到早期影片多为短片，很多没有正式的名字。这种可能性也同样适用于尚存疑的1905年电影《定军山》。据传，在拍摄《定军山》之后，丰泰照相馆还拍摄了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的“对刀”片段、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片段、俞振庭表演的《白水滩》《金钱豹》片段、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片段等，因为都是短片，很可能每次放映时不是单独放映，而是将各节目串联起来连续放映。没有任何资料直接证明所谓《定军山》是当时电影的命名，这个片名只是来自谭鑫培表演的剧目，也许没有独立成片或仅仅是电影素材，或者与其他影片一起放映，也许有个“合辑”的名字。还存在其他可能，比如即便全片作为单一节目经过了放映，还是没有被命名，或者放映时的电影并不叫《定军山》。《定军山》的拍摄活动是否在1905年发生过，目前疑点颇多。比较之下，《楚同快舰进水式》的电影拍摄过程是确凿真实发生过的。
参与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的人员，包括了从寺田活动写真铺“约招”的“职员”，文中未述其国籍。做一假设，拍摄者如果为中国人，根据袁希洛当时笔下反复强调“中国人”在场的行文风格，必在文中做出说明，因此判断此写真铺职员应为日本人。初步估计，该职员的工作职责可能一方面是押送看管设备，另外就是帮助操作“活动写真”器材。
《楚同快舰进水式》不仅是电影，而且应该算是一部中国电影。这次拍摄的经费由中国留学生筹得；拍摄计划由中国人订制；摄制活动全程由中国人安排；拍摄时间地点由中国人指定；由中国人张旭初与写真店职员完成全程操作；拍摄对象为中国清政府的军舰下水仪式；从“夫欲用活动写真以鼓励我同胞兴复海军之观念 而无一片有中国之隻舰寸轮 映于眼帘”一句判断，拍摄影片的目的是为了放映给中国人看。拍摄活动得到了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商人、政府官员等协助。综上所述，这部“活动写真”应属于中国电影。从当时“清国向神户川崎造船厂 定制之六炮舰两鱼雷艇”，且“第一次江元进水时 来着颇多”，但“摄取活动写真持归以鼓舞我国海军之气 实为从来所未有”等文字判断，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摄取本国军舰下水仪式的影片。
视野开化与视觉教育
以晚清留学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与国民眼界短浅、视觉贫乏之间的联系，努力丰富国民的现代视觉经验，加速实现中国人视觉经验的现代化。
1906年7月15日，继《活动写真记》之后，《申报》紧接着发表了“留日学生袁希洛来稿代论”的《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书后》（简称《书后》）。袁希洛列数各国海军数据，痛心于我国海军与列强无法相比的巨大差距，“真进步之比例若蚁行之与电逝 迟速之度不可以千万计”。视觉经验决定了国人对自身、国家和世界的认知，鉴于多数中国人还未开眼界的事实，袁希洛阐述了国民视觉教育与强国梦想之联系的重要观点：“夫惟我祖国同胞 其居海滨者或得见我军舰一二之形影 而内地则除开明之士 知海军之名之外 或未见其状也 甚且未闻其语也 今日者摄此影以归国 使我同胞于赏心娱目之间 得观我军舰之一斑 于其入水时之黄龙旗飘拂之状 而各存一使此国徽照于全世界之察念 则此萌芽懞勃而起 不十年间安见不能于世界海军国列一位置”。希望中国人能通过“赏心悦目”的“所见”变为“所知”进而实现“所有”，期待“我同胞其自奋”，早日实现强大海军的建立，可能是以袁希洛位代表的当时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心愿。
图3：【1906年7月15日《申报》第2版】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书后
在拍摄活动写真的过程中，楚同号军舰既作为中国军舰主体景观的展示，也是甲午战争的敌方日本军事工业强大的呈现，甲午海战的创伤在留日中国学生心中难以释怀。中国作为甲午海战的战败国，在战后订购敌方生产的军舰，其危险性令袁希洛深感忧虑，由他的笔端了然于纸上：“盖若楚同者 虽制千百艘亦不能与各国争 故懼而不能已也 夫楚同者一钢体炮舰也 排水量不过八百四十墩 长仅二百英尺 阔二十九英尺 吃水八英尺 速率十三哩 十二生的七生的（注：生的，“生的米突”，centimeter之略写，即厘米）快炮各二 新式机关炮开 比之一战斗舰之能力 不足二十分之一 且尚购订于异国 我闻之日友曰 军舰制之于异国则其机关为人所悉 战时或至意外”。袁希洛在《书后》中将中外海军做出数据比对：“今世界海军之力 英一百八十万墩 千五百墩以上军舰数一百六十一 法七十三万墩 千五百墩以上军舰数八十五 美六十万墩 千五百墩以上军舰数四十五 德四十八万墩 千五百墩以上军舰数五十八 日本三十三万墩 千五百墩以上军舰数四十 意二十七万墩 千五百墩以上军舰数三十 而我国舰队自甲午庚子后左右 及新置者 合南北洋老朽弱小各舰而合计之 不过六万墩 且五千墩以上者无一焉 比之于意国 犹少四倍余 呜呼危哉 今者若以上各国 其经营海军 尚不遗余力 而据俄国近日报告 则计划以十万亿罗布重建海军共计六千墩以上者三十艘 一下这三百余艘 而其已在制造而未成者 则有战斗舰八艘 其他四十余艘骎骎之势一日万里 至我国则东造两三炮舰 而不过八九百墩 西置一二鱼雷艇 也不过一二百墩”。所有数据表达出一种对于理性、客观性和真相的强烈追求，也是作者希望人们产生与列强对比后的惊叹，从而促发自身努力去模仿、吸收和追赶。西方列强军事现代化之真相，映现出作者作为中国人的巨大心理落差。有迹象表明，以教育界和归国留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士籍“视觉教育”来实现强国的梦想。《楚同快舰进水式》按计划将运回中国放映，留日学生有意将个体经验转换为公共的、集体的经验，电影不仅作为国人开眼界的视觉现代化教育工具，同时也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仪式。仅1906至1907年间，相关报道在上海《申报》就有数则。
1906年6月1日和2日，《楚同快舰进水式》拍摄参与人之一的朱增濬（即《活动写真记》中的朱叔源）就与王曾宪以“补助兴复海军社”的名义在《申报》发起了《劝输海军捐启》，提及“留学日本诸君子倡议募捐回复海军并拟购置活动写真器 多备庚子事变及日俄战事等影片 俟暑假回国时往各处演说”，此举得到了江苏学务总会教育研究会和沪上各学会的赞成，并“已经资创立活动影戏 俾内地士夫 广资闻见 以所收入 尽数充入海军补助捐”。
7月31日《志士开演活动影戏》：“……南汇王君等留学日本以兴复中国海军为志强根本 惟需款浩繁 非众擎不能举 重爰兴同志设立补助兴复海军社 携同机器到处开演活动大影戏 所集之资尽数缴归社中为购舰之助 近因暑假回乡 遂买棹来松 拟借娄县城隍庙开演一夜 看资分六角四角二角为上中下三等 先期请学界同志至怀新学堂演习一次……”。
8月4日《开演活动影戏》：“南汇王朱诸君均系补助兴复海军社会员 近自东洋暑假旋里 携有活动影戏机器 借娄城隍庙自初十至十二开演三天 所得看资尽数拨助海军 某夜演丁汝昌照片时，诟骂声遍于四座 谓其以千百万军舰赠送日本致中国一蹶不振 实属死有余辜云”。
8月18日，《照录华商体操会致补助兴复海军社函》：“（补助兴复海军社在华商体操会的操场）演述军界活动影戏”。
8月31日，“补助海军兴复社”经过扩充，更名为“协助海军会”，发布了《协助海军会章程》，在“办法”第一条即写明“购备活动写真及摄影机 自行摄取中外海军陆军教育风俗各影片 由演讲员携往各处演讲世界大势 趋重海军之要旨”。
9月1日，《补助海军兴复社更名开会广告》：“本社同人慨中国海军不振 外患日近 欲发起国民海军观会 于今夏暑 回国购得关于中外海陆军事教育活动写真机片 向各处演讲，颇为社会各界欢迎……”。
1907年4月，《提倡通俗教育》：“本埠学界前曾鸠资购电光活动写真一具 拟四出试演 以期设法开通下流社会 现已定名通俗教育社 由陈君奎堂等赴内地开演 随演随讲 并由袁君观澜龚君予英等呈请宪相属保护 现奉苏提学史批示云 来牍阅悉贵绅等为开通下流社会起见 拟设通俗教育社 先备电光活动写真一具 置备各种活动影片 参插试演 复演讲员随演随讲 相机指点……各州厅县 量派警察照料监视 恐尚不能妥洽 应由各劝学所各教育会 凡遇通俗教育社到时 随时随地会同料理庶幾风气闭塞之区 不致群相骇怪而滋事端 希候通饬各府厅县及个劝学所教育会一体遵照 并由司给发护照以为凭证可也”。
“补助海军兴复社”、“协助海军会”、“通俗教育社”、“江苏学务总会教育研究会”及“沪上各学会”这些社团的组织者都看中了电影这种“通俗”的传播形式“颇为社会各界欢迎”，他们采取观看影片和图片的方式，加入演讲，“随演随讲 相机指点”，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直观的视觉呈现配合生动的演讲，激励民众因所见所闻而完成内在认知的转化。同时，电影的新奇性足以达成盈利，借机筹措资金，一举两得。
参与者
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的主要策划和执行者袁希洛 ( 1876-1962 )和朱增濬（1878-1937）都是后来中国教育界和政坛的重要人物。
袁希洛，字叔畬，号素民，宝山县人。清末秀才，曾就读于龙门书院。据档案《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记载，袁希洛于1903年3月到达日本，在宏文速成师范科毕业；于1907年4月进入日本大学高等师范科，1910年毕业。他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就是他就读大学之前的一次社团活动。袁希洛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11年7月，袁希洛在清政府学部的中央教育会第五次预备会上参加“军国民教育案”的讨论，“军国民教育案”是关于在国民教育中加入军事教育的一项议案，有人认为此议案由学部讨论即可，但袁希洛一直念念不忘国民军事教育的重要性，他与黄炎培、陆瑞清坚持认为“国民教育与军事教育虽有分别然关联处颇多”，建议由学部和海陆大臣共同商议。同年8月8日，中央教育会第九次大会对于“军国民教育案”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有人认为军事教育属于特殊教育，不能作为普通教育，袁希洛认为“军国民教育 为中国现在所不得不行之教育 反对此案者 即非中国人”。此后不久，袁希洛投身辛亥革命，发起组织“各省代表会”作为“临时国会”，在上海负责接待各省代表，并于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被推为授印代表，亲手将“中华民国总统之印”授予孙中山。1913年，袁希洛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担任驻日经理留学事务兼常任调查教育委员，对日本的教育系统有过系统考察研究；他曾任江苏都督府法制参事；江苏教育总会干事，多次赴海外考察；他还历任江苏省立一中、二中校长，江苏法政专校教授，崇明外沙行政委员，启东、太仓、南汇县长，宝山县参议长等职。袁希洛几十年间一直为复兴中国海军奔走呼号。1933年，他撰文《復興海軍之我見》依然用大量数据列举各列强的海军军力，坚持重申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建国后，袁希洛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处参事，市政协一届、二届委员。毛泽东读过他写的《唯物辩证的宇宙和灵魂观》，称他是“江苏教育会派的要人”。1951年，他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55年被邀请为市政协委员，同年应邀国庆观礼。1956年，袁希洛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第一批馆员，写下了《我的唯物史观》、《日本侵略中国战争史》等10余万字的文稿。
多数留学生的经济条件都不宽裕，成立“补助海军兴复社”并从事电影活动均出于海外学子的爱国热忱。在晚清大批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热潮中，袁希洛得到了上海地方政府的公费派遣。他与南通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比较熟络，留学时得到过张氏的资助。值得一提的是，张謇曾在1919年与他人在南通开办了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同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摄制了武打短片《四杰村》，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楚同快舰进水式》另一位重要参与者朱增濬字叔源，也是同盟会会员，还是南社及中华职教社发起人之一，曾任民国政府外交次长，鲁案督办公署科长，秘书；民国21年调任条约委员会委员；1912至1923年任浦东中学第四任校长，任职十年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体改革与创新，一些教育思想与学制方式仍被当今教育体系所鉴用。朱增濬对摄影化学有研究，曾于1911年在《数理化学会杂志》发表过论文《光线之化学作用》。1918年，他为帮助归国留日学生筹款兴办学校，发表《朱叔源为留日学生兴办学校事谨告各界书》，劝说社会各界热心助学，而且带头做表率，同时策划具体的筹款办法，为归国留学生不致辍学鞠躬尽瘁。袁希洛和朱增濬作为国民政府的元老，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还共同参与了很多教育界的活动。
强国理想和影像胜利
清末学生留日运动是在战败中开始的。甲午海战后不久的1898年5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就致函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鼓动中国派遣学子赴日留学，目的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路的最佳策略”和“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楚同快舰进水式”发生的前一年即1905年，“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呈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规模，形成近代以来第一次留学热潮的高潮期。”
有学者认为，日本当时大量培育中国留学生，“不能说毫无诚意，但诚意却为其政治阴谋所掩盖”，“日本意在培养一批亲日人士，而中国之对日本，亦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各有各的目的”。“强国”可以说是所有中国留学生的最大夙愿。在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之前，袁希洛等人暂时落脚于中国商人陈平齐在神户的家中。陈平齐的言论进一步代表了一批中国精英的态度：“是诚今日之急务也 今世界国无海军不足以立 君等之组织活动写真以鼓励国民之海军观念也 无我国军舰之真状不足以兴 夫我居异国营商之同胞其望我国之兴复海军以保护之也久矣 而翘首海中 其扬国徽鼓轮机 往复而过者 除日本外 而英 而法 而德 而美 而意 而独久不见我国之帆影 之轮声 伤心哉 我国商民 其受人之侮 而无可告也 愿君等之急起直追 以鼓吹我海军之成立”。从袁希洛的《活动写真记》和《书后》，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甲午海战以来，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在日的中国商人的心态始终笼罩在战败国的屈辱和急于改变现状的焦虑之中。而这一心态，日本人也心知肚明。在军舰入水仪式的过程中，袁希洛等人遭遇了川崎厂主松方幸次郎大谈“对抗白色人种”的一番言辞，姿态强势。“川崎船厂主人亦至 译员王君指余与朱君而告之曰 此从东京来观进水式之敝国学生朱君袁君也 主人色颇异 曰有他恶意乎 王君曰否 彼等爱国之士无他意 余亦告以来意 彼乃向余索所携之重兴海军问题 及劝输海军捐启 授之 读而指曰 此间我黄色人种中 中国人种之问题也 一语太偏 当专言我黄色人种之问题盖二十世纪之世界 须联清日以对白种云云”。在近现代，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调整其大陆政策，其对西方的态度有阶段性，时而亲近时而疏远。袁希洛了解松方幸次郎的一番高谈阔论只是“外交手叚”，他处于霸权压迫下，只得“笑颌之”。
应该承认，当时的日本人也有对中国学生满怀善意者，但是从日本的主流民意来看，对中国人的蔑视和嘲弄已经是一种社会风气和时尚。鲁迅留学时，日本同学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日本学生会干事常到鲁迅的寓所搜查鲁迅的笔记，企图搜查出老师泄露试题给鲁迅的证据。很多日本商人也趁机盘剥中国学生，几乎无物不加价。多数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民族自尊心非常脆弱和敏锐，其所见所闻，也时常加剧他们不同寻常的卧薪尝胆的心态。鲁迅曾较为详细地讲述过在日本经历的“看电影事件”：“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段经历被后人认定为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发生的时间恰与《楚同快舰进水式》几乎同时，巧合的是，二者均与国民屈辱记忆以及中国人强国意识的萌发有关，且都与现代视觉媒介联系在一起。
晚清，中国人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变局，陷于世界列强利益争斗下极度脆弱的处境。在视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当中，中国留学生接触到西方科技进步和媒体的更新，意识到现代视觉媒介的价值和力量。电影作为鼓励国民海军观念的工具成为留学生的共识。袁希洛认为电影可以用来帮助中国重建海军，他和“补助海军兴复社”不断阐述拍电影、看电影与建立中国海军之间的联系。《楚同快舰进水式》的摄制活动以及公开发表的《活动写真记》《书后》等文章都具有视觉教育的重要意义。袁希洛在记录电影拍摄过程的笔触中，刻意强调中国人和中国符号，流露出客座他乡时内心的怅然，也明显表达出寻求国族认同感、维护国家尊严的意图。
“是时时针已指八时半 满舰饰以花綵 桅间悬万国旗徽 舰之头尾及桅头均高揭黄龙旗五十面 四处覔我国之来观者而使分持之 四望则除我四人外不见一中国人形影 惟欧人日本人之来宾 男女学生到者颇众 心有所感而不觉神为之徂 ”
“时至 工人将四围支木取去 舰身即从船台斜飞入水中 黄龙飘拂 各人高举国旗唱万岁日人西人视我亦唱万岁人声拍掌声如雷动”
“至摄毕而日人见予辈之持旗而立也 均涌至”
“厂主述祝词 来宾皆举酒呼中国万岁立饮尽仆人复注酒 译员王君乃代领事述答词亦举酒呼万岁”
再单纯的影像和文本，也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仪式之后，在食堂庆祝的片段论述证明了角力的存在，其中诸多细节耐人寻味。在仪式过程中，中国人的民族自我不仅仅是简单的“看”与“被看”的两者。暂不提在场的“欧人”，仅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视角，袁希洛等人已经意识到了现场存在着几重“看”与“被看”。
1、中国人看楚同号入水式。
2、日本人看楚同号入水式。
3、中国人看“日本人看入水式”。
4、日本人看“中国人看入水式”。
5、中国人用电影机镜头看仪式全程。
6、中国人看见中国人拍电影的活动。
7、日本人看到中国人拍电影的活动。
8、袁希洛等人作为电影活动的组织者观察“日本人看中国人摄制电影”。
《活动写真记》和《书后》中的“看”充满了民族国家意识，在仅存的文字中，“看”与“被看”被袁希洛描写为心态和实力的较量。由于电影机的存在，使中国人的“看”不仅是旁观，而是主动参与，甚至是施压于对方。电影摄影机在生产影像和书写历史，是一架无法阻挡的文明机器，它的后面是更多中国人的目光；可以将所摄影像编排、阐释、观看；保存、复制、转移。军舰入水式和包括日本人的在场所有事物都被收于电影机内，影像归中国人所有。在这次拍摄活动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留学生意识到电影在灌输知识、传播观念、激发信念过程中的力量，具有高度的直观性和传播的影响力。影片将世界展现于中国观众眼前，它代表了最先进的技术，是来自未来的视角。电影是西方科学、理性文明的产物，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几乎就是“强大”的象征。如果说，“楚同号入水式”本身还带有中国处于战败国和求助国的双重屈辱感，那么袁希洛等人的电影拍摄活动则扭转了现场的气氛。电影作为新媒介的权威性，使袁希洛等人处于心理上的优势地位，对川崎厂主松方幸次郎造成了不小的焦虑。松方幸次郎设法干预，试图让日本回到话语的中心。
“厂主人曰 今日为清日交欢会 不可分 当交互清日人而摄之”
“饮毕顾予曰盖即食堂摄影乎 余即呼摄影人而告之曰可 于是皆持旗而立 厂主即余手中取中国国旗插之席中”
袁希洛在文章中国提到了日俄战争。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拍摄了大量图片和影片，在日本社会广泛展览和放映，鼓舞国民士气，制造加强军事的言论。在日俄战争时期，这些节目也曾给中国留学生观看，鲁迅在日本遭遇的“看电影事件”就发生在这期间。周蕾认为，在“看电影事件”中，“鲁迅的民族自我被分裂成‘看’与‘被看’两者，自我意识被带进影像记忆的暴力中。换句话说，民族自我意识不单单指观看在银幕上被再现的‘中国’这个问题；它更清晰地指涉着‘中国’作为电影、作为景观始终处于被观看过、被钉死的位置，这也是潜藏于技术媒体中的观看暴力”。鲁迅意识到了自己陷于一种强有力的媒体之中，电影的“直接性和功效性超越了文字”，这一觉醒的意义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一种清醒的认识”。
电影影像不仅启蒙和刺激了鲁迅，袁希洛在日本的遭遇很可能和鲁迅近似，但他采取的对应方式是拿起摄影机反击。电影机镜头的潜在进犯、窥视和暴力性，让拍摄具有一种胜利者才会占据的优越姿态。摄制《楚同快舰进水式》获得了控制话语的主动权，得到了在场所有中国人的肯定。因为“拍电影”的存在，这场中日之间无形的较量已经隐隐地决出胜负，仿佛映现出未来。袁希洛的表述带有一种明显的骄傲。“王君告余曰 前日厂主询余以贵国有几何爱国者来参观进水式 余未能答之 今日到者虽少 然得三君从东京来 且摄取活动写真持归以鼓舞我国海军之气 实为从来所未有 三君真爱国者余足以对厂主矣”。当然，这种骄傲感是微妙含蓄的，作者是冷静的。袁希洛、朱叔源的后半生一直在为中国落后的军事、教育等做脚踏实地的工作。
电影在19世纪末初入中国民间时，最早在茶园或街头表演，被视为杂耍。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民族资本的贫弱、工业现代化的滞后等原因，电影作为商品的发展不够充分。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贫弱的现实，但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的精英阶层，电影很早就被当做“媒介”和“教具”，被视为“真相”、“理性”和“科学”的化身，得到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高度关注，孙中山、蔡元培、鲁迅、毛泽东、蒋介石等都十分重视电影。结束封建统治、摆脱愚昧、走向现代的中国人，对真相的需求超越于之前的任何时代。中国人几乎本能地将电影作为记录真相的媒介和影响民众最有利的工具，决定了电影在中国后来的命运。1922年上海的《影戏杂志》发表过一篇《影戏与海军》的文章，文中谈到早在1906年，美国海军的募兵队“在国内各处专演演戏做招募新兵的帮助，所演的影片大都说明海军军事底生活状态，海军底应尽义务和海军对于个人社会国家底本分，这么一来使得别人看了影戏，就能够自己鼓励起来，奋勇的向海军服务”。这与《楚同快舰进水式》恰在同一年，那时中国海军的实力远不如美国，但利用电影对国民进行行之有效的军事教育，确有相似之处。1930年代初，由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门实施的“教育电影运动”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应忽略，在电影最初进入中国时，利用电影的媒介属性实现“强国”是一个较之以往被忽视的关键因素，而这一选择的影响力甚至关联到今日的中国。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