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母期待一个1岁半的孩子摔倒了不哭，结果他却哭了，他就可能认为孩子很脆弱。即使现在很多家长意识到让学步期的孩子磕磕绊绊一下没有关系，鼓励他爬起来才是家长应该做的事，但是家长鼓励的声音又可能加剧孩子的依赖心理，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是孩子们真的在变脆弱，还是我们总认为他们是脆弱的，结果他们就真的脆弱了？

在《娇惯的心灵》这本书中，两位作者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提到了三种近年来广为流传的人生谬误：谬论1. 脆弱人设：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加脆弱。谬论2. 情感推理：永远相信你的感觉。谬论3. 我们vs他们：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孩子受到伤害，总是尽全力帮他们拔掉眼前的钉子。但是这种安全主义却让孩子习惯了把自己的感觉放在第一位，把人做好与坏的二元论划分，只要看到他们所认为的“爆点”，怒火就能在网络上燎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整理自《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在对孩子的过度担忧中，我们正在更加娇惯孩子。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美]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著，田雷/苏心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7月

原作者 |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摘编 | 王一

要说今天的孩子被宠坏了，被纵容了，四体不勤，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现如今的年轻人，至少那些为进入好大学努力的中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而且还要应付冗长的课外学习清单。

与此同时，当十来岁的青少年沉浸在社交媒体的空间时，他们还要面临此前未有的骚扰、侮辱和社会竞争。更不必说经济问题，全球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我们的经济，大多数工作都经历着工资滞涨。再看未来，如今孩子的经济前景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说，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随心所欲的童年。

可是为什么又说他们更脆弱了呢？因为在保护孩子这个问题上，成年人如今做得实在太多了，他们把手伸得太长，这也就会导致某些负面的结果。根据字典的释义，“娇惯”就强调了这样的过度保护——例如，“以极端或者过度的关心或爱意来对待”。

过度保护只不过是更大社会进程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进步所带来的问题（problems of progress）。这个概念，指的是原本良性的社会变革却会产生某些不良的社会后果。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系统现在可以用较低成本生产出充足的食物，这是进步；但它也导致了肥胖症的流行，这是问题。我们可以与他人进行即刻的互联和沟通，不需要任何经济花费，这是进步；但这种超级互联可能正在损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这是问题。我们有了冰箱、抗抑郁药物、空调、冷热可调节的自来水，想一想那些从人类物种起源时就伴随我们祖先的种种匮乏和艰辛，我们现在确实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它们。对于我们而言，舒适和身体的安全是莫大的福利，但它们也附带着不可否认的代价。

我们现在适应了更舒适的新生活，若要判断哪些不安全和风险是不可容忍的，当然也就会随之降低标准。根据我曾祖父那辈人的判断，大概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娇惯的。每一代人都往往认为下一代是软弱、不成器、缺乏韧性的。

“懒”不下来的父母

有些家长在安全主义这条道上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2015年，密苏里州的一家人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他们“绑架”了自家6岁的儿子。父母想要“给他上一课”，让他有切身的体会，原来对陌生人友好是最危险的。

当然，这样的父母确实天下少有，竟想到以这样恐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常见的情况是安全主义被通过微妙的方式教导着下一代，比如现在的父母不敢让十来岁的孩子骑自行车去邻居家，对孩子的事情事无巨细地提供帮助，精细地制作各种食物。

如果你经常在脸书上打发时间，没准会碰到这样的标题党帖子，比方说“70年代孩子早该死光的8条理由”（理由之一：草坪飞镖……理由之四：爱用助晒油，而不是防晒霜）。我们这辈70年代的孩子，看到此类帖子就喜欢转发，因为我们在嘲弄当今父母们的安全顾虑。

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岁月里，没有人系安全带，戴自行车头盔，大部分成年人都抽烟。尽管这些年来在追求儿童安全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某些重大成绩，比如自行车头盔降低了脑部创伤的风险，身边有儿童时不吸烟，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儿童安全运动的成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代父母常怀安全之忧，甚至走到了安全主义的极端。毕竟，既然关注重大威胁能产生这样的红利，那么何不更进一步，让童年尽可能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呢？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一个大问题，当我们试图构建完美无缺的安全系统时，我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几乎无可避免。

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保护会使孩子因此错失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待在室内，也会增加肥胖症的风险。）斯科纳兹一句话道出真相：这种认为“一切都很危险”的三观有问题，因为过度保护本身就是危险的。

15年来，记者哈拉·埃斯特沃夫·马兰一直在呼吁人们警惕这一趋势。“父母们正在不遗余力，为他们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钉子”，她说，“然而，来自父母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孩子变得更脆弱。”某种程度上，大多数家长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仍会盘旋在孩子周围，一眼不错地保护着他们。

当为人父母者聚在一起讨论育儿问题时，对“直升机家长”的谴责总是不绝于耳。许多父母也想要少些盘旋，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做起来太难；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同辈做父母的，有学校的，甚至连法律都在施压，驱使父母做出越来越多的保护，很多时候远远超出其所愿。社会压力经常促使父母去做“优先最坏结果的思考”。

为人父母者，要为最坏的可能结果做出准备，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其他父母连同老师们看不起，视之为“坏父母”。在人们的预期中，好父母应当相信，一旦无人监管，他们的孩子就会身处险境。

游戏的消失

在户外自由玩耍时，孩子们总会搞出一些危险举动或有风险的行动，比如他们会上墙、爬树，或者从楼梯和栏杆上滑到地面。他们似乎给自己配置了一定剂量的适度恐惧，好像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在自身行为导致深陷某种危险处境后，要如何应对身体和情绪上的挑战……所有此类活动都充满乐趣，原因在于它们有着恰到好处的惊险。如果引发的恐惧微不足道，那么活动就会显得沉闷无聊；反之，若是引发的恐惧过多，它就不再是游戏，而成为恐怖事件了。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多少剂量的恐惧才是恰当。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最有益身心的游戏不再常见且数量急剧衰减。大部分的玩耍活动已经转入室内，且经常是对着电脑，也没有其他孩子陪伴。较之于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末的孩子），互联网世代（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孩子 ）同朋友外出的时间更少了，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则更多了，与屏幕为友的时间更是大大增加。同此前数代人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很难拥有在无人监管的条件下自由玩耍的体验，但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活动形式。

一步接着一步，孩子们被剥夺了“以身试险”的机会。互联网世代非但未能享受那些恰到好处的风险，较之于前辈，他们更愿意躲避风险，也因此变得更加厌恶风险，那么在他们眼中，到底什么是困难或威胁，这一代人很可能会降低判断标准。在他们看来，很多日常生活的任务却成为超出能力范围的挑战，无法自行处理，必须要依靠成年人施以援手。如此一来，当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进入大学，学生的焦虑程度和抑郁率就会开始急剧增加和升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如此，据统计，自1981年至1997年间，孩子们在校时间增加了18%，而用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则增加了145%。根据杜克大学心理学家哈里斯·库珀的研究，只要目的明确、负担适中，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布置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但在小学阶段的家庭作业却收效甚微。但问题是，我们的孩子家庭作业更多了，甚至连幼儿园也开始布置家庭作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项主要原因就是，经过媒体渲染放大，父母们捕风捉影，形成了不切实际的恐怖绑架心理，一切都是出于“安全考虑”。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剧照

履历的军备竞赛

从学前班开始，一直贯穿整个小学阶段，现在的孩子们每一天都要受到更严格的安排和设计。自我学习、社会探索和科学发现的机会都要统统让位，取而代之的是在核心课程上的教学指导。与此同时，放学后邻里孩子约在一起三五成群自由玩耍的时光是不再有了，他们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比如音乐课、补习班等，以及其他有人组织并监管的活动。对于更小的孩童，父母也会给他们安排玩伴聚会，通常有一位家长全程看护。

想要进入美国的顶尖大学，竞争也是越来越残酷了。在《优秀的绵羊》这本书中，德雷谢维奇曾这样写道：“拥有更多，唯一的意义就是超过其他人。没有哪个国家非得20000颗核弹头，除非别国有19000颗。同样，没有哪个孩子必须要参加11项课外活动，想一想，要那么多到底能有什么用？——除非已经有学生参加了10项。”

残酷的竞争面前，某些社交圈里的父母表现出一种恐慌，紧跟着孩子的成功，他们从初中阶段就开始寝食难安。很明显这是小题大做的一个例子，但在某些竞争高度激烈的学区内，这么想也并非全然捕风捉影。

有些父母可能认为，不计代价，让他们的孩子竭尽所能，在进阶课程中取得成功，这么做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坚毅”（grit）。但是，“人们通常会误解坚毅，把它当作无需热情的耐性，这是可悲的”，《坚毅》一书的作者安吉拉·达克沃思告诉我们，“坚持不懈，却没有热情，这纯粹是在服苦役”。

当前的大学录取程序，使中学生很难享受校园乐趣，更奢谈追求内在满足。这一过程“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让他们身陷竞争的狂热”，同时也“伤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如是说。要证明这一点，只需关注一下竞争残酷的中学里接二连三的学生自杀事件。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得出结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十来岁青少年的自杀率高出全国平均数据的4倍。

一个悖论发生在美国中上阶层的生活之中：为了帮助子女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家长和学校必须去做一些事，而一旦孩子开始读大学，这些事却反过来变成制约他们成长的因素。

学校的过度监管

所谓过度监管，就是防患于未然，首先不是管制已发生的冒犯，而是压制潜在苗头。这种管理作风，同直升机式父母的过度保护是一以贯之的：为了确保学生们的“安全”，管理者对他们要严加控制。

过度反应和过度监管通常是管理者的工作方法，他们身处官僚构架之内，已经发展出一套我们通常所说的“明哲保身”（Cover Your Ass）的思维定式。他们心知肚明，其管辖范围内出现任何问题，他们都有可能会被问责，尤其是当他们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对问题坐视不理时。所以通常他们都会保持一种防御的立场。

在他们的心目中，“过”好于“不及”，与其反应不足，毋宁反应过度；与其监管不力，毋宁监管过度；与其勇往直前，毋宁谨小慎微。这种态度就助长了许多学生从孩童阶段就能学会安全至上的思维。

年轻人开始相信，危险无处不在，甚至在教室里，在私人交谈中，都有危机四伏。每个人时刻都要保持警惕，遇到威胁就要向当局报告。

受害者文化的兴起

2014年，两位社会学家布拉德利·坎贝尔和杰森·曼宁合作了一篇文章，他们预见到了“脆弱文化”，并称之为“受害者文化”。 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体和群体表现出高度的敏感，遭遇怠慢便一触即发；第二，他们倾向于通过向第三方控诉来处理冲突；第三，他们试图塑造出一种应当获得帮助的受害者形象。

当行政救济唾手可得且人们并不以请求权威干预为耻时，“道德依赖”的状况就会出现，人们于是选择依赖外部的权威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久而久之，“他们选用其他形式的冲突管理方法，无论是意愿或能力，都会大大减弱”。最终削弱的是孩子独自解决冲突的能力。

当学生离开校园，没有人再会站出来保护他们，那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面对的伤害、轻慢和争端，他们都要去自己承受。

可以尝试的九条建议

儿童是 “复杂的适应系统”，不是简单的机器。《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在书中说，预期之外的黑天鹅不可避免，系统和人如何面对此类必然事件，就如同免疫系统，需要用成长得更强大作为回应。

他说，有些东西，如瓷器茶杯，是脆弱的，它们易碎且无法复原，所以我们必须对它温柔以待，把它们放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还有些东西，则是坚韧的，它们可以承受住冲击。我们不要只盯着“坚韧”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而是要意识到并发现，某些东西是反脆弱的。现代性的悲剧如同有些父母神经过敏，对孩子们的保护无微不至，可那些想要施以援手的政策却经常伤我们最深。

有句老话说得好：“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 我们可以给孩子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经验——他们必须经过经验的千锤百炼，才能成长为坚韧的、自主的成年人。

这种经验的养成，起始于我们的认知：孩子们需要一些散漫的、无人看管的时间，否则就不足以学会如何判断风险，并操练如何应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如挫折、倦怠和人际冲突。在这些属于他们的时间里，孩子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玩耍，尤其是在户外和其他孩子一起的自由玩耍。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孩子们的人身安全考虑，可能要有成年人守在附近，但他不应该以成人的姿态介入一般的争端和争论。

第一，假设你的孩子每个月都在长大，这个月比上个月更有能力。请每个月都问问他们，他们认为自己能独立完成哪些任务，或可承担起什么挑战——比如独自走到位于数街区外的一家商店，自己做早餐，或者是开始遛狗挣钱。看到孩子们遇到瓶颈，做事方法似乎出了错，不要急着介入，撸起袖子去帮忙。和手把手教导相比，试错法虽然收效慢一些，但通常却是更好的老师。

第二，放手让你的孩子经受更多的小风险，让他们体会一些磕磕绊绊，并从中汲取经验。孩童们需要一些“以身试险”的机会。乔的孩子们很喜欢去位于纽约市总督岛上的“废品游乐场 ”，那里允许孩子们玩建筑材料，其中有废木料、锤子和钉子 (在进场前，家长需签署一份冗长的免责协议)。全家人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乔就站在围栏外，看着两个10岁的男孩把钉子砸进木头里。一不小心，一个孩子被锤子砸到自己的大拇指。他疼得龇牙咧嘴，手甩了甩，然后又回去继续敲钉子了。这样的事发生了两次，但这孩子都没有却步——他学会了怎样敲钉子。

第三，放手让孩子们出去走走，到户外去玩耍。让他们和兄弟姐妹或朋友们结伴出去，告诉孩子们，可以同陌生人交谈，向他们寻求帮助或问路，这样是安全的，只是绝对不要跟着陌生人走掉。

第四，鼓励你的孩子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和回家，在上学路程、交通状况和犯罪率这些本地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越早越好。要求学校以某种适当的方法记录学生的到校和离校情况，这样家长就能定位独自上学孩子的行踪，而不需要给他们一部智能手机，实时追踪他们。

第五，帮助你的孩子找到一个邻里同龄儿童的社群，这些孩子的家庭都与你所见略同，反对过度保护孩子。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在附近的公园中或操场上聚在一起。家长们首先要划定界限，给出指引，确保孩子们的安全，远离严重的身体风险，同时教导孩子们要懂得团结一致，互帮互助，如果有谁受伤了，他们也要知道该怎么做。比起在大人监护下的游戏会或由成人安排的活动，在这样的团体中自由玩耍，孩子们更有可能收获成长，变得成熟和坚韧。

第六，鼓励你的孩子参与更多的 “有建设性的争论 ”。如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所言，那些最有创造力的人，都是在讨论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然而，如今却很少有家长会教育孩子该如何参与有建设性的争论；相反，“我们会对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执进行劝阻，我们自己有争论时，也会先把房门关起来”。但问题在于，学会如何交换彼此间的批评意见，同时双方又不至于受伤害，这本是生活必备的技能。严肃的思考者如果尊重对方，就会愿意同对方展开一场严谨的讨论。

谈到有建设性的争论，格兰特提出了如下四条：把它设定为一次辩论，而非一场冲突。论证自己时，要像真理在握；但倾听对方时，却要虚心求教 (并且要有改变自己观点的气度)。对他人的立场，要抱以尽可能善意的理解。若你在某些方面也同意辩论对手，且从他们身上有所学得，要勇于承认。

第七，当孩子们心烦意乱，有可能陷入认知扭曲时，父母可以带领孩子进行这样的练习：让我们看看你的这个想法，问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对某个人有看法，并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会使我们心神不定、愤怒不已，或是郁郁不乐。人的想法并不总是对的。可能我以为外面正在下雨，但当我走到室外，却发现一片艳阳天。我们必须查明真相，不是吗？有时候，我们仿佛在透过一块墨色的镜片看世界，眼前的一切都昏暗无光。那就不妨试试不同的眼镜吧。

第八，给孩子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更少的监管。在校的休息时间为自由玩耍提供了理想的安全环境。然而，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如果成人守在一旁，随时准备着解决争端，或者看到他们冒些小风险时就出手阻止，孩子们就会形成道德依赖。

在一家新西兰的小学 ,校长逐步取消了成人对课间休息的监管，如此一来，孩子们就能进行 “无人过问的冒险玩耍”。孩子们会爬树 ,会创造他们自己的游戏，也会玩木板、碎木料和废弃物。孩子们会估算风险，尝试下自己的运气，然后体验真实世界中的行动后果。

当然，不出意外，校园里存在着风险。因此如要执行这一政策，在人身安全及预防校园欺凌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但是，若校方在讨论课间休息政策时 ,可以先播放一段这个视频 ,那么,其所达成的结论就可能更趋向于 “反脆弱 ”的理念。 (事实上，根据这所新西兰学校校长的报告，自从实行 “无规则 ”休息以来，校园欺凌已经减少了。)要在保证人身安全的环境中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自由玩耍时间，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是，创建一个课外游戏俱乐部，每天放学之后，让操场或体育馆继续开放几个小时，让不同年龄的小学生混在一起玩耍。这样的自由玩耍，可能比许多已安排好的课外活动更有益身心。(这无疑要好过放学后待在家里 ,与屏幕做伴。)

第九，控制 “安全的 ”或 “安全 ”一词的使用频率，且仅限于指称人身安全。乔最近收到一位由朋友转发的电子邮件，这邮件原本是一位小学三年级任课老师群发给家长的，讲的是课间休息以及孩子们结成 “小团体 ”的问题。 (一到课间休息，有些孩子会 “抱团 ”玩在一起，而且不允许 “非成员 ”加入其中。)关于是否应当强制要求孩子们在课间休息时保持开放，平心而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问题出在这封邮件的最后一句话上，它给乔敲响了警钟：“我们正在思考，要怎么做，才能让每个孩子在课间休息时都感到安全，感到自己是被包括在内的。”这就种下了安全主义的种子。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当然是痛苦的经验，要是这位老师能好好运用这种排斥案例，以之作为讨论的基础，引导孩子们去思考为什么包容是好的，那就坏事变成了好事。但问题就是，偶尔被排斥在外的痛苦，并不会使孩子们不安全。如果我们做出强制要求，无论何时孩子们都必须要包容，并且给他们灌输 “排斥即危险 ”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被排斥在外，他就应当感到不安全——那么就会让他们在未来经受更多的痛苦，并且使他们形成某种期待。

原作者 |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摘编 | 王一

编辑 | 申婵

校对 | 危卓

来源：新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