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这部小说曾经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看作是当代海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风靡一时。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一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王琦瑶这样的艺术形象。
为什么?因为王琦瑶不是一个特殊的、具体的、有个性的人,而是代表了上海市民文化中的某一类人,代表了一个“类”。
王安忆在小说一开始是这样介绍王琦瑶的: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歌》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
在这段描写里,作家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复数”的王琦瑶: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甚至可以在每个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都坐着一个王琦瑶。也就是说,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区石库门里走出来的女中学生的一种“共名”,王琦瑶是她们共同的名字。
如果说,1946年的王琦瑶是十六岁的话,那么,1966年的王琦瑶就是三十六岁,1986年的王琦瑶是五十六岁。小说就是通过这样三个时间节点,描写了王琦瑶这个上海凡俗女人的一生,并且从这个人物的故事来影射上海这座城市的一段文化历史。所以,更抽象一点说,王琦瑶这个形象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一个文化象征,王琦瑶的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存在着同构关系。
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时间节点来分析,王琦瑶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代表了什么样的文化,与我们今天认知中的上海以及海派文化有什么联系?
先来看小说描写的第一个时间节点:1946年。
这一年,王琦瑶十六岁,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中学生。表面清纯、朴素的衣着,还有看上去小家碧玉似的乖巧玲珑,却紧紧包裹着她身体内部不断胀大的青春欲望。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选美比赛,获得第三名,成为“三小姐”。
王安忆这样写道:“大小姐和二小姐是应酬场面的,……而三小姐则是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她们的旗袍料看上去都是暖心的。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很明显,王琦瑶象征的不是那个风情万种、妖娆动人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而是旧上海的普通市民社会,她是在市民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浓郁家常生活气息的小家碧玉。
王琦瑶凭借着本能去经营自己的生活,追求安稳,又有一点虚荣、一点浮躁,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心甘情愿地顺从、迎合,而这种顺从和迎合也得到了周围邻居的认可甚至羡慕。这里就体现出市民文化的一种世故,一种对主宰着现代都市的金钱、权力的体认与渴望。于是,当王琦瑶一旦被党国要员李主任看中,她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李主任的外室。繁花般的命运转机与堕落的生活现实是同时到达的,这就是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性文化特征——繁华与糜烂同体而生,迅速而亡。这是半殖民地旧上海的写照,也是王琦瑶的命。
但是,真的就像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那时候的王琦瑶,还并不知道日后将要付出的代价。她最风光的青春时期,其实已经是旧上海的末路了,舞台马上就要落幕,但戏中人是不自知的。这天当然还是来到了。
1948年,上海风云变色,李主任也因飞机失事而死去,结束了王琦瑶所有的梦想。这就是第一部里的故事,老上海市民文化孕育了王琦瑶这样一位“三小姐”,让她的欲望落在了实处,有了短暂的昙花一现的时刻,然而,时代在大的变动之中,普通人常常看不清命运去向。这是没有办法的。风雨飘摇中的老上海,繁华、糜烂,充满了梦幻,终于也走到了尽头。
我们再来看小说描写的第二个时间节点:1966年。
这里所说的1966年,只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具体地说,应该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初期。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老上海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发挥了极大作用。
小说的第二部分写得最精彩,王琦瑶隐居在上海的弄堂里,与同样居住在弄堂里的几个邻居,组合成一个半隐秘的民间小世界。他们一个是资本家的太太严师母、一个是社会青年康明逊、另外一个是有着苏联血统的高干子弟萨沙,这几个失意之人,彼此不问来路,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一方天地。他们一起吃下午茶,做夜宵,打麻将,谈天说地,半真半假,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久而久之,彼此之间也有了一点真心。
老上海的市民文化里有一种保守性,他们不管外面天翻地覆,只要关起自己的房门,屋里又是一番小乐惠。他们不盲动,不狂热,善于精打细算。政治风暴来了,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等到政治风暴过去了,检点一下,别人都遍体鳞伤,他们受到的伤害则是最少的。
小说里这一部分描写得很细致,体现出了老上海市民文化的精髓,虽然格局很小,却很安全。但后来,王琦瑶与社会青年康明逊相爱了,对的人,却在一个不对的时间相遇,所以他们不可能像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那样,凭借着乱世中的一点点相知相惜而结合。在他们身旁,有无数双眼睛在监视、审判,这个时代容不下他们小小的爱。但不管怎样,这里面是有着真心在的,王琦瑶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儿,这也是空虚中的一点点实在的东西。
这一部分,作家写出了都市民间文化中极为坚韧的一面,有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动荡相抗衡。上海,也就在相对稳定的民间文化的遮蔽下,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再接下来,我们看小说描写的第三个时间节点:1986年。转眼间,王琦瑶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时,她已经是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人了。
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上海慢慢复苏。时来运转,老上海的市民文化又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于是,王琦瑶开始受到她女儿辈的、一批崇尚怀旧的年轻人的追捧。作家写道:“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其中一个叫作“老克腊”的男人迷恋旧上海的文化,在他眼里,王琦瑶代表了他梦寐以求的老上海风情:一个选美选出来的三小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谙熟旧殖民地上海的生活细节,而且传说她的前夫李主任是国民党高官,还留给她一箱黄金,色欲、物欲,还有背后是权欲,都集中在这个女人的传说之中,太迷人了。老克腊不由自主地爱上了王琦瑶,发展出一段忘年恋。
这对王琦瑶来说,是一场在秋天里做的春梦。老克腊对王琦瑶的迷恋其实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幻想。小说里写他是在制造“新的梦魇”。王琦瑶在石库门里培养出来的小情调,在一个生活节奏很快、唯新时尚的时代风气中是不堪一击的,她力不从心了。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一天老克腊去找王琦瑶,这时候他心里其实已经放下了,他感觉到外面春光明媚,心情非常轻松,但一进王琦瑶家里,感觉就变了:
房间里拉着窗帘,近中午的阳光还是透了进来,是模模糊糊的光,掺着香烟的氤氲。床上还铺着披子,王琦瑶穿了睡衣,起来开门又坐回到床上。他说:生病了吗?没有回答。他走近去,想安慰她,却看见她枕头上染发水的污迹,情绪更低落了。房间里有一股隔宿的腐气,也是叫人意气消沉。
王安忆的笔触很残忍,但非常真实。不同年代、不同人群的成长背景、文化记忆,可能会有交错、重叠、但终究是要以自身为起点的。所以小说对于上海的“怀旧热”,其实是有保留的。因为那“旧”,并不是全然美好的,就好像王琦瑶有她的优雅情调,但也有衰败。老上海的市民文化也是一样,既有时尚摩登的繁华,也有它的腐朽糜烂。怀旧是一种幻觉,经不起仔细打量。过去的梦,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没办法延续。在这里,王琦瑶再次成为旧上海的一个隐喻,而新的上海,是她凭借着过去的经验所无法把握的。
老克腊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虽然没有那么精致但却充满了活力的时代；而王琦瑶,她执意不肯老去,她想要以家藏的金条换取老克腊的心,让他留在自己身边。结果被吸引的不是老克腊,而是更加粗鄙化的怀旧者“长脚”,王琦瑶无法容忍入室抢劫的“长脚”,结果导致了杀身之祸。市民文化的欲望与执着,成就了她的美和智慧,而这欲望与执着,又反过来让美凋零,让智慧变得愚套。这就是老上海的市民文化在现代生活节奏下的轰然毁灭。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中的一段情与爱。在白居易的《长恨歌》里,诗人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写得很美,生前自不必说,杨贵妃死后,依然是“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这种爱情无比动人,不思量,自难忘,但是抵不过历史变局。
而在小说《长恨歌》里,王琦瑶所经历的也是一种类似的场景,虽然不是李杨那样深刻的爱恋,却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押上了自己的所有,去赌一个看起来美丽、可靠的前程,但是命运自有其翻云覆雨的手。所以都名为“长恨”,其中是有相通之处的。只是,王琦瑶的痛,包含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痛。
(王小平,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来源：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