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觉醒年代》《革命者》《1921》等影视作品的热播，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一再被人们缅怀和追思，特别是1927年4月28日，他在北京惨遭反动军阀绞杀，就义前他坚守信仰、英勇不屈，真称得上是浩气长存，值得千秋万代的景仰和崇敬。鲜为人知的是，在李大钊就义六年后，是位于地安门外的一家名叫“信成杠房”的老字号，承办了他的丧礼。方大曾所摄李大钊葬礼图。杠房行业“避讳”多杠房是为殡葬仪式服务的行业，以出赁杠、罩、执事、代雇杠夫、执事夫、代应“响器”（即鼓手）为主。老北京无论旗人还是汉人，去世后先用棺殓、后用土埋，从丧居往坟地或庙里抬灵，都必须向杠房雇杠夫、赁杠。因为这个过程有特定的一套礼节和仪式，所以必须由专业的人来承办。杠房一行在北京起源的准确时间，现今已无可考，但应该非常早。清代，其经营者大体分为两帮，即山西人经营的山西帮和北京人经营的北京帮。据文史学家张官鼎先生考证：“山西帮以应满族人的生意为主，以应汉族人的生意为辅，店铺门面修得讲究，高牌楼、大金匾，满族人专门信任这一帮，因之生意门路较窄。而京帮是由在山西帮内当过头目和了事的人分出来自己开业的一帮，他们对满汉两族、南北各界人士的生意都能应付，所以在民国成立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四十年间，京帮是大行其道，山西帮大部分被挤垮了。”有清一代，用杠的大小、形式、杠夫的多少，都需要根据《大清汇典》规定的典制，按照死者生前的爵衔和品级使用，绝不能有分毫逾越。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发引之仪，凡王、贝勒用八十人起缸、一品大员用六十四人，次者四十八人，再次者三十二人，皆有棺罩。至二十四人，十六人者，皆用绣罩片，无大罩矣。”到了民国，这样的典制当然就荡然无存了，主要是根据丧家的经济情况和丧主的主张来决定发引之仪的规模，“官员百姓只要有钱，丧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讲阔气，闹排场，走到街上，浩浩荡荡，而杠房本身也就出名得利了”。因为是跟丧事相关的买卖，所以老北京的杠房业有很多“避讳”，比如门口摆着大小棍棒作为生意的招牌，也是提醒过往行人，看清楚了再往里进，杠房的从业者一般不到住户家串门，喜欢走街串巷的人们也很少进杠房，彼此都怕不吉利。不过如果家里落了丧事，那该进杠房还是得进。老北京的旗人讲究面子，一般来说，出殡的花销，百分之八十花在抬杠上，剩下百分之二十买棺材。因为大扛走在街上，人人都能看见，说明后代对老人的孝心，本家也觉得体面威风，至于棺材，有罩子罩着，次一点也没关系，因而杠房的业务比寿材店兴旺。德裔摄影师赫达·莫里逊拍摄民国时北京杠夫。民国时期，一开始因为旗人落魄，汉人求实，落了白事的重点花钱是在寿材上，所以杠房业有所衰退，但后来随着内城一些杠房和寿材店合二为一，又渐渐兴盛起来。那年月，从张勋复辟到北洋当国，从八年沦陷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城就没过几天消停日子。乱世之人不如狗，甭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朝不保夕，不定什么时候就一命归西，所以丧事特别多——尤其在北京的军阀和官僚，家中落了白事，下属们就尽力奉承，大拍马屁，务求把丧事办得越大越好，客观上也“促进”了杠房业的发展。据1940年8月6日的《新民报》刊载，北京商号统计数字，共有杠房业33家，而当年知情的从业人员估计，这个数字还是大大缩小了的。杠夫行动听“响尺”一般来说，杠房平时只有三五个人看守门市，真到用事时，得去找杠夫。老北京的杠夫专门聚在茶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和头目，负责和杠房对接，接到生意，也得听头目安排具体的事由和分工，规矩多且大，这是因为丧葬事宜不出事则罢，一出事则不仅给丧主一大家子人添堵，而且最容易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坏了名声，当头目的不能再吃这碗饭，杠房也受不了，所以杠夫不仅得是稳妥人，而且要听话。听谁的？听响尺的。一般来说，杠房平时只有三五个人看守门市，真到用事时，得去找杠夫（赫达·莫里逊摄）。所谓响尺，就是一把二尺长、一寸宽的木头，还有一根一尺长的圆檀木棍，跟响尺用绒绳绑在一起，用短的打长的，响声高昂清脆。丧家发引之晨，杠头即打响尺召集杠夫集合，谓之“叫齐儿”，全体杠夫手持杠绳，抬杆进棚至灵堂，以一根大绳，用活扣将灵柩的四角各拴上一根抬杆，抬起后出门，过大门洞时，由另一班杠夫将停在外面的大罩抬起来，把灵柩接上，然后向坟地进发，此后殡途上的起落走步，均以尺响为号，不许乱说乱动，不论杠大小，人多少，走起来只听见尺响和鞋底擦地声，如在行进中发现有人不听指挥，杠头有权当头一棒打上去，照行规，打破了头，流了血不得抵抗，不然倘若杠夫“造反”，撂了挑子，可是轰动四九城的大笑话，业内绝不能容的。到了墓地，杠夫在墓坑的坑口上顺放两根大扛，将灵柩用绳拴好，兜至坑口，将杠绳的另一头绕在杠上，以为滑车，杠夫们各把一角，一边调整平衡一边慢慢下葬。由于旧京杠房的设备精美齐全，杠夫训练有素，从灵柩出堂起杠到下葬，都有传统的特殊技术和熟练的操作方法，保证四平八稳，绝不让死者的遗体在棺中错位，不论殡途远近，都能安稳妥当，且礼仪的“过节儿”均能做到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务使丧家满意，久而久之，有了名扬天下的“京杠房”的声誉，许多大城市如天津（张勋出殡）、上海（盛宣怀出殡）、南京（孙中山入陵奉安大典）、大连（张宗昌父亲出殡）和长春（伪满帝宫谭玉龄“暂安大典”），都是专门派人来京，聘请北京杠业的杠夫携带设备，去给出殡，用主除了付杠费外，还管路费和食宿。当然，能被外地请去的杠房，都是有名的字号，比如曾经承办过孙中山先生特大丧礼的日升杠房，承办过袁世凯丧礼的永利杠房，为吴佩孚承办过丧礼的永盛杠房，而为李大钊承办葬礼的信成杠房，亦是其中之一。信成杠房送英烈信成杠房属于京帮，开设时间有的说是在清末，也有的说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其地点位于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东头路南，经理名叫狄琴荪。信成杠房专门承办大丧事，柜上置有十八半堂幡伞执事，大小成堂的绣花罩八卷，寸蟒罩六卷，开业之后承办六十四人大杠不下百余次，其中就有谭玉龄、前清末科状元刘春霖的丧礼，直到1949年才因亏损而倒闭。李大钊英勇就义后，灵柩寄放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1933年4月，我党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他的生前好友，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这一公葬捐款的知名人士包括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一百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出面到万安公墓办理墓穴采购的手续，再由北大教授何基鸿到信成杠房去找经理狄琴荪商议出殡的事宜。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狄琴荪认为殡仪最好要采取传统的形式，按旧俗办理，以掩饰当局的耳目，“如果没出麻烦更好，出了麻烦，客人雇杠，我们不能不应，别的都不知道，他们（政府）也把杠房怎么样不了”。为了以防万一，4月23日出殡这天，狄琴荪带着儿子狄恒业亲自出马操办丧礼。早晨八时许，陆续到李大钊灵前致祭的以及准备参加送殡的人们，已有五六百人，有青年学生、工人和军人，他们胸前佩戴纸花，臂上缠着黑纱。据史料记载，李大钊烈士出殡所用的是三十二人杠。所谓三十二人杠，即两根大棍，横上两根枕头，每角上耙两根，前耙后耙各上两抬杆，共四抬杆，用八伕，四角共计三十二伕，由两个杠头打响尺指挥，谓之“对儿尺”。李大钊的灵柩是一口柏木棺材，丧礼的路线是出浙寺，经菜市口，进宣武门，过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至万安公墓。据《晨报》1933年4月24日报道：“殡仪最前列为旗伞执事，次为影亭，中供李大钊遗像，后即棺罩。由李之子女在前执幡，送葬者均在棺后。亲执挽联三十余付。”“自浙寺发引后……沿路观者塞途，车辆拥挤，不能通行。至西单牌楼时路祭，由送葬者推代表读祭文，全体行三鞠躬礼，演说，唱《国际歌》，停留约半小时，继续前进。”走到西四，有人正在路祭时，突然大批军警冲了过来，信成杠房的杠夫和执事等人被迫落下杠来，躲在一旁等待，军警对送葬的学生进行镇压，当场拘捕了学生四十多人。等到李大钊的灵柩运到万安公墓时，已经是日头压山了。这时一辆骡车拉来了石碑一块，“碑额上刻着鲜红的镰刀锤头，这是我们党送给大钊同志的，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块好不容易送出城来的珍贵的石碑，代表了多少共产党员赤诚的心意，但当时，它却只能与大钊同志同埋于地下……李大钊下葬的时候，几十个埋葬他的工人听到他为工人阶级奋斗的一生，都被感动得痛哭起来，坚决表示不要工钱，一个个含悲而去。”当时的暮色中，或没人会想到，多年以后，会有一批批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面向李大钊烈士的汉白玉雕像，敬上庄严的队礼。（本文参考了《李大钊传》《老北京的民俗行业》《北京往事谈》《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等著作。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