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外出差，有次在高铁上遇到一大爷同坐，大爷看我读《易经》相关的书籍，谈起了关于易经、算命这档事，大爷说年轻时他也喜欢奇奇怪怪的事物，后来家里人把大爷收集的算命、占卜书都给烧了，说一般人不要学易经，不是什么人都能看易经的，因为研究易经的人很倒霉，从此大爷就不再敢沾这些跟预测相关的事儿了。本来我以为只是大爷这么认为，在群里聊天时，很多年轻人也听过者说法，今天咱就细究下到底看易经的都是什么人，看易经会不会很倒霉。
一般人不要学易经
咱先从古代说起，看看古代人是怎么对待《易经》的。自伏羲画卦成《易》后，历经多代至周朝完善，春秋孔子作传，所以现代的《易经》指《周易》+《易传》+《河图、洛书》。秦时焚书坑儒留存农、医、易，其中“易”指的便是《易经》及相关的书籍。
到了汉唐时期，根据《易经》延展出来的算命、占卜术已经很多了，至唐朝，算命占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朝时，《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此后，《易经》在历朝历代(除了当代)都是文人士子必读的书籍，甚至科考时经常会有关于“易”的题目，在古代可以说《易经》是庙堂之士(古代公务员)必学之科目。
可以想象下，古代娱乐项目不多，红楼(青楼)、文会(古代party)同僚之间互相切磋学问(装X)，您要是不懂《易经》，人家都不带你玩，这要是搁现代，合个影发朋友圈都把你给裁去。
说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人家古代那些大咖都是学《易经》的，至于“一般人不要学易经”这个说法嘛，也是有的，具体有两个原因：
1、《易经》和算命有区别又有共同的地方，人们容易混淆，误把《易经》当做算命。算命是门术数，这个术数的理论是从《易经》里来的，但算命不能完全代表《易经》。算命有“五弊三缺”之说(五弊：鳏、寡、孤、独、残;三缺：财、福、禄)，老百姓分不清楚，认为学《易经》就是算命，所以才有这个说法。
2、近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自己书中曾讲，大家尽量不要读《易经》和《佛经》，原因是这两门学问实在太深了，学着学着就入迷了，入进去就出不了，这很影响生活。咱老百姓都需要养家糊口，如果去钻研学问，那必然会影响生活的。所以南怀瑾老先生的意思是《易经》可以读一读，但不要痴迷于此，这门学问不是读几遍就能学会的，越学越觉得博大精深，如果不是专家学者(专家学者可以靠研究吃饭啊)就不要过于沉迷。
“一般人不要学易经”这个说法就是这么来的，大家不必把《易经》当做太过神秘的事物，觉得里面有些神秘现象，所以不能学什么的;看事情要客观，做学问要严谨，讲话也要有理有据，不可人云亦云。
研究易经的人很倒霉
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出自上文中“易经和算命相互混淆”的原因，上文已经讲了很多古代人对《易经》的态度，倘若研究《易经》的人很倒霉，古代那些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怎么解释?难道说达官贵人反而是最倒霉的一群人?所以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咱这里主要讲讲研究易经算命的的人到底会不会很倒霉。
客观的讲，研究《易经》的人大多都会“算卦、算命”，因为《易经》是讲述自然规律的一门学问，既然讲规律，人也是有规律的，因此《易经》本身就有一些占测功能。只不过古代那些大咖们不过于注重这方面，而是把这种规律用于人事、谋略、治国方面。
算命、算卦也属于《易经》应用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有个缺点，很容易去占测那些没有具体数据的、不可控的事情上，占卜是需要消耗自己能量的，这和自己懂《易经》但不专门占卜是不一样的。
例如你学《易经》后进入某家公司任职，基层同事们给高层反映一些常遇到的问题，高层对此并不做实际调查，忙着勾心斗角;而高层下发下来的命令又不怎么合理，只考虑公司需要，不考虑实际施行的困难。如果你懂《易经》，那你就明白这叫“上下不交，阻塞不通”，对应《易经》中的“天地否”卦，结果是凶的。此时，你不需要去摇铜钱占测也知道这种公司肯定面临着“分崩离析”，没有发展前途的。
反过来讲，如果你懂《易经》，有人找你测算事业(同上文公司一样的情况)，可对方公司具体情况你是不知道的，这个就需要“占卦”，你从卦上来分析对方公司怎么样，例如得到“天地否”卦，你会告诉客人你公司领导和下属不交心、不同心等等，从而给出建议。重点就在这里：你在解析这个卦象时，会消耗你非常多的“能量”(因为你需要从卦上推出来很多事，客人又不会告诉你具体情况)，这种占卜就属于“没具体数据的占卜”，你是需要去跨时空解析事物的(这种消耗比体力还累，但身体又不会觉得累，俗称“耗神”)，偶尔占卜一卦很快就能补充回来，如果你一天占卜多次，那你消耗的“神儿”的数量非常庞大。
人的运气本身就跟“精、气、神”三者相关，一旦“神儿”弱了，运气一定会很差，运气差的人自然会倒霉。大家可以做个小实验，比如一个人黯然伤神，看看她/他是不是运气很差，倒霉催的似的。这就是算命对自身运气不好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职业算命的人从来不给人免费算命(算完了自己运气差，去干别的工作怎么赚钱?谁还不需要养家糊口)。
还有个原因：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有的人天生神叨叨的(精神有点问题，但没到精神病的地步)，这种人本身就喜欢往“神秘事物”里钻，看什么都觉得有“神秘寓意”。
有此我出门打车，司机掉头时指着工地围栏上的宣传画(画上是一个萝卜雕刻的福娃)说：“你看这个小孩，为什么穿着棉袄却光着脚，政府这是在暗示一些事情…”司机大哥神叨叨的讲着，大概意思是说他喜欢《易经》啥的，经过他观察发现官方通过隐秘渠道暗示接下来国家会怎样之类的。这不就是胡扯八道嘛，可有些人就是爱这口，对一些神秘事物感兴趣，这样人读不懂《易经》却喜欢瞎解释，让听过他瞎掰呼的人以为“研究易经的人脑子都不正常”，更甚至会演变为“研究易经的人会很倒霉”。
其实吧，这样的人对不靠谱的“预言”什么的更热情(只不过素材少罢了)。这样人其实就是精神问题，精神有问题能有什么建树?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只能从事一些底层工作了，这样的人倒霉不是挺正常吗?
看易经的人都是什么人
至于看易经的人都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前面基本都回答了。在笔者看来，只要想看，谁都可以看《易经》，如果想深入学习《易经》，那么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找老师学。《易经》这门学问很深，文中词句晦涩难懂，按现代思维来学习，很容易理解偏了。有人指导会随时矫正自己，这样一来不至于掉进“坑”里。
我不建议大家去学算命、算卦，这门术数是真的很容易学偏了，太多的人学算命占卜进了坑就出不来，真正的好老师是带你入“坑”还能带你出来，让你领略命运的神奇从而修正自身，而不是那种学了算命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事都是注定的，倘若如此，学与不学有什么区别呢?
尚秉和
尚秉和生于清代同治年间(1870)，师从国学大师吴汝纶，专攻古文经史，33岁中举，34岁成为进士，35岁入进士馆，36岁巡警部任职，37岁升迁主事，38岁擢升员外郎(京察一等)，40岁入京师大学堂，为国文教习;辛亥革命后进入内务部，十多年里奉命公出，查勘各地古物、文史，公务之余访名山大川、吊先贤遗迹;1929年在沈阳萃升书院任主讲席，1931年任北平总过大学国学系教授，1938年任南京国史馆纂修，1950年辞世。
《易经》成书于周朝，文字晦涩难懂，这并不是难点，毕竟古往今来学问通达者颇多，《易经》作为重要的传承典籍保留也很完善;易学行业对《易》的研究最大问题是占卜方法，古人有讲《易经》中每句话的意思，但并没有把如何占卦的方式流传下来。例如古代有很多占卦的案例，今人只能看到占卜的事件过程与结果;但当时具体以什么卦为变卦、怎么取的变爻等完全一抹黑。这使得老祖宗很多智慧到了今人无法使用。
尚秉和发现此问题后，整理古籍中所有含有本卦的案例(一百一十一卦例子)，用不同的方式逐一进行解读、对比，费尽心思解出了各类占卜公式，这样一来古文《易经》中的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便解释通了(需要配合占卜来解释);因而解决了易学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易象问题，其对易象的贡献在近现代是无人可与之比肩。今人所用的大部分象数占卜法均出自尚秉和老先生当年解出的占卜公式。王晋卿因而称赞尚氏“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
尚秉和先生生于封建时期，历经时代变革，尚老近代略有交集，对现代易学贡献巨大，现代人研究易学很大程度上要参考尚秉和先生的著作。其中《周易古筮考》、《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周易尚氏学》，更是易学扛鼎之作。
从某个层面上讲，尚秉和老先生是某些象数派大师的祖师爷(那些懂点象数就开宗立派，号称自己是发明者的“泰斗”们脸红不?)，这么一位有才干、有学问、有贡献、有威望的国学大师列为“易学十大泰斗”毫无悬念。
李镜池
李镜池1902年生于广东开平，曾就学协会神学院、燕京大学，师从陈垣、许地山、顾颉刚研习古代史、道教史，对《周易》文化尤为着迷，在对《周易》进行深入解读时发现经部与传部多有出入，从而对周易经、传进行剖析、考证。
《周易》有经和传两部分，一般学《周易》时会两部分都参考，从而判断吉凶;由于大部分学占卜者文化水平有限，难以完全理解《周易》具体文意，占卜时若有不验则牵强解释，以至于留下许多错误的经验，这样一来传授给后来学习者的经验本身就有出入，使得后来人在错误中成长(部分，不是全部)。李镜池先生在研读《周易》时，发现经、传多有矛盾之处，判别吉凶时经为吉传为凶，又或经为凶传为吉;按古人传颂的秘诀经验，多有牵强，于是李镜池先生从源头上找起，对经传进行考证(特别是传部)。
历经多年研究、考证，李老发现传世的传部出处不对，经过对比大量文史材料，逐一探明筮辞、卦名、易传之渊源，将其发现成果整理成为论文集《周易探源》，于1978年由中华书局承印，由于该书影响力很大，后多次再版。《周易探源》这部书是当代研究易学者必备的参考书，易学界论文大多都会引用此书内容，属于行业权威著作。
李镜池先生晚年通过自己多年来对易的研究经验，对《易经》六十四卦卦辞、爻辞进行了直白简要的白话翻译成现代语言，这也是近代最早的《白话易经》。现代人看不懂古文《易经》，很多名家都根据自己经验对《易经》进行注解，而这些注解最原始的出处便是李镜池先生所著的《周易通义》;该书是李镜池晚年手稿，由他人整理于1981年出版，出版后成为行业学者、专家的必读物，被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1984·香港，那时大陆还不允许这类书籍进来呢)。
今人能读到白话版的《易经》要感谢李镜池先生，倘若不是李老先生考研、斧正，以现代的学术风气，你能读到一千个版本的《易经》(没有权威解释，现在那些人，真敢可劲的瞎编)，基于以上李镜池先生被列入“易学十大泰斗人物”。
黄寿祺
1912年正值天下纷乱、风云际会之时，黄寿祺在霞浦盐田出生，其父为其立字“之六”，成年后号六庵。少年时游学京师(中国大学)，时逢对日抗战毅然入伍为志愿者，七七事变后所在部队南撤，黄寿祺先生留于北方，参与中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工作，期间书写易论三十余篇，后返回闽南在多所高校任教，曾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是我国著名的易学家。
黄寿祺师承经学大家吴承仕、象数大家尚秉和，可谓集众家之长。本位所写“易学泰斗”第一位写的就是尚秉和，但未讲吴承仕，这里简单说明下。吴承仕是经学大家，考刻严谨、学术精湛，唯独一点就是吴承仕晚年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经学和古代历史，是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学者，我本人不反对任何学术观念，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这个里面的学术成分相对比较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否定了《易经》的卜筮，这与行业观念还是有所冲突的，因此不论。
咱们都知道，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共和国，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革，特别是解放后的一段特殊时期，使得周易文化基本接近于断层的状态;今人所学知识与古时差异过大，可以说是两个层面的知识，以至于今人无法理解古人学说学术。前文有讲黄寿祺先生生于变革时期，即接受了古文化的学习，也收到今文化的影响，是承前启后的一位国学大师。正是因为有了黄寿祺这样的易学大家，使得今人研易不与古人脱钩，使得周易文化有效传承与保留，对后来研究易学的学者专家起到巨大的帮助。
黄寿祺先生为人中正严谨，学识渊博，对人态度诚恳，做人处事操守清正，黄老一生著作颇多，各种札记无算，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财富。
唐明邦
唐明邦教授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资料这里就不过多赘述，简单一些讲，唐明邦出生于1925年，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青少年对《易》文化感兴趣，曾在武汉大学任教，随着学术的深入、时间的积累，唐明邦先生著有多部知名易学著作，是海内外知名的易学学者、专家，在当代易学行业中影响力颇大，1989年筹建中国周易学会，担任首任会长，是当代易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易经》是个禁忌词，谈《易》会被扣上一些帽子，这些事情咱不多写，容易出问题，总之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年代的资料，就明白传统文化在那个时代连生存的夹缝都没有。在这种氛围下，唐明邦教授最早公开发表有关《易》的论文。在现代人眼里，这似乎没有什么，在当时这却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壮举。正是因为唐明邦教授依托于武汉大学正是发表了关于《周易》的学术文章，就像捅开了一顶大盖子，使得《易》文化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也让众多易学研究者看到了一丝希望。一旦学院公开某项研究、言论，这意味着这项学术最终是可以导向社会的。
事实也是如此，在唐明邦教授公开研究周易文化后的数年，其他学院相继出现了“论易”人士，经过了众人的努力、数次的碰壁、多次的研讨争取，终于在1989年成立了中国周易学会，这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通过官方注册成立的合法周易组织，也是此后至今唯一冠以中字头的周易组织。中国周易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这周易文化的合法化，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周易提前十几年(也许几十年)并入“国学”之中。
后来者对历史不求甚解，在不严谨的传播中，唐明邦教授被称为“学院派”，于是行业里有一些不怎么读书的术士对唐老表示不屑，认为“学院派”不懂实战只会做文章，殊不知此说多么荒谬，殊不知正是唐明邦教授的“学院派”才能让这些信口雌黄的人士有口饭吃，安心理得的被人称为“大师”，自鸣得意的给自己封一个可笑的“泰斗”称号。唐明邦教授在世时也从未讲过自己是什么“泰斗”，但我们欠了一个“泰斗”称号给唐老。
刘大钧
刘大钧，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周易学会会长(第二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两岸文化交流(易学)主要代表及负责人之一。刘大钧教授自少年时期得意于外公指点研习周易，在多年经验的研磨下，尤其擅长各类易数占卜筮法，其方式兼备象数、理数之长，对《周易》解读有一定的权威地位。刘大钧教授的《周易概率》是易学文化爱好者必读书籍之一，同时出版了《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斧正、去除了周易解读的一些较为不实、不客观的观点言论。刘大钧教授出版书籍较多，除此之外还有《周易讲座》、《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周易全译》、《大易集成》、《大易集要》、《大易集述》及《象数易学研究》等，其作品语言生动、论证有序、条理清晰、论点客观，均是易学学者值得一读的著作。
老一辈易学界人士没有不知道刘大钧的(乡间父子传承那种不算，那种靠的是一代一代传，优点是上辈经验倾囊相授，缺点是缺乏外界学术交流，几乎很难突破数术的束缚，说直白点只能当做一个饭碗)。如果说唐明邦教授是率先从学院方面发起周易学术公开化的，那么刘大钧教授是从官面上推进了易学进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读易经都是一种错误，更不用提发扬学术什么的了，直到唐明邦率先公开发表周易学术研究成果，刘大钧教授随之于1978年发表了《读史释易》，也正是这篇文章使得刘大钧得到青睐，从而被山东大学破格录用为教授。
刘大钧被录用后，对周易文化的热爱更加炽热，通过各种资源，刘大钧教授四上北京，最终在1987年终于得到获准召开“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这也是首次从官方角度获批、定性为“周易学术”的会议，这昭示着周易文化终于摆脱了“臭老九”，回归到国粹文化之中。时隔两年，由刘大钧牵头，以山东大学为依托，成立了新中国一来第一个“周易学会”，邀请唐明邦教授为首任会长。
“周易学术研讨会”胜利的召开，“周易学会”获得合法的注册，这给刘大钧教授带来了更多的信心，他深信周易文化一定会发扬光大，同时身体力行的去推动。在刘大钧教授多方奔走、联系的几年后，于1993年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25位台湾同胞参与);仅仅如此并不能让刘大钧教授满意，为了促进两岸传统文化交流，时隔两年克服无数困难，刘大钧率团十人前往台湾进行学术交流，至此，两岸传统文化交流的大门被打开。于易学界而言，刘大钧教授功不可没。
林清泉
林清泉，生于广东，青年时期任教北京师范大学，上山下乡时期分配于天山放牧，一段奇遇后开始了特异功能之旅。林清泉先生获得了功能之后，并未止步学习，反而加深了对无限宇宙探索的热情，对神秘文化进行有逻辑的解析。如果仅仅是以特异功能而闻名，那也不会列为“易学十大泰斗人物”，林清泉老师不仅功能修为高，其人平行端正、淡泊名利，一心弘扬国学，讲学时，只要关于学术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可能的希望人们能够理解、学习、传承。
随着林清泉先生功能日益强大，周易文化功底越来越深，林老并没有去以此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反而笔耕不辍将自己所知所悟书于笔下整理成册，为广大修行者指明大路，解答了许多修行界多年以来为之困惑的问题。林清泉老师所写书籍均在功态状态下书写，从不让他人代笔，这在当代易学行业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林清泉老师多年以来留存、出版书籍达百余册，包含周易、风水、数字、管理、特异功能等多方面学术。
林清泉老师是外星人文化研究者之中的翘楚人物，凭借本身特异功能，链接自然界中隐性信息网，从中获取有关星外闻名的资料，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以特异功能方式获取星外闻名资料的公开学术，打开了人们一直以来以物理学研究星外文明的定式。历经多年的研讨，证明了林老师的学术成果是成立的，从此学术界对于物理速度的认知从物理推进延展到意念频率方面。
总结：林清泉老师在学术方面突破多年来人们固有的模式、方式，打开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也证明、打破特异功能不可数据化的认知。著作方面，林老师著书立说，谱写了绚丽广博隐性世界的奥秘，是当代易学(玄学)科学化研究方向的奠基人，更为后来者指明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于名望而言，林清泉老师真正做到了国际知名而隐市撰书，有大名声而不妄语，有威望而不妄议，有大功能而不妄炫。
亢亮
亢亮，祖籍鞍山，任教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职位教授，是我国最早一批城市规划专家，同时也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亢亮教授早在六十年代深入农村做规划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现风水对民间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以此为背景，亢亮教授深入对风水文化进行了解，发现风水文化与建筑专业知识中有互通互用之处，并且在实际考证中发现风水的应验之处。这些发现令亢亮教授对风水学更加感兴趣，从此走访专业人员，学习相关风水学知识，并结合建筑学及实践来考证。然而时逢文化革命，使得亢亮不得不隐秘研究。
国家恢复高考后，1981年亢亮教授回到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亢亮教授大胆实践应用风水建筑学，同时收集民间风水建筑实用技术，发表建筑与风水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出风水的实用性与科学性。亢亮教授在学院期间创立《风水科学》院刊，使得更多人参与到风水建筑的研究之中。1993年依托天津大学创建国内首家堪舆风水学院并任院长。亢亮教授曾著有《风水与建筑》、《风水与城市》、《城市规划风水学》等多部风水建筑学书籍，内容客观有据，剔除了风水中较为封建的一些说辞，以朴实的语言、严谨的逻辑讲述了风水建筑的合理应用。
在亢亮教授公开研究、发表有关风水建筑论文之前，风水被视为老百姓迷信学说，直到亢亮教授以学者身份从建筑学角度讲解风水学后，风水逐步走向了大众，不再一味的视为迷信。亢亮教授在收集、研究建筑风水的过程中，结实诸多民间风水师，因为亢亮教授为人仗义爽朗，所以被人誉为“相知遍天下”。亢亮教授在风水建筑学的教学方面非常无私，在风水学逐步开放后，各地爱好者慕名学习，因此亢亮教授又有“桃李满天下”之美誉。因亢亮教授种种事迹，被誉为“风水第一人”。
张延生
张延生，祖籍山东滕州，1943年生人，因生于延安，所以其父为其起名曰“延生”，取自延安出生之意。69年就学于北京航空学院，职位教授，同时也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一名气功爱好者、易学大家、中医手诊创始人。张延生教授生在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是中国著名中医学者，在中医经络学方面造诣尤为突出。话说“易医同源”，但凡学中医必研习阴阳五行，张延生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自幼受中医、易学等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为张延生日后成为“易学大家”铺垫了坚实基础。
七十年代中期，张延生第一次接触到气功，作为理科专业的他为一探究竟，自己亲身试验修炼起气功，本意也许是为了证明气功的不可靠，可这一练却成就了后来的张延生。通过自身试炼，张延生发现真的有气感存在，随着层次的深入，身体出现了一些异于常人的功能，例如通过与人正常谈话可以知道对方身体状态，哪个部位有病灶等等;为了探明这些特异现象，张延生便览道家典籍，没想到反而使自身功能愈发深厚，张延生根据自己经验、体会总结出一套练功方式，其方式更为科学有效。
时期年代末，国家对气功特异现象研究给予相应支持，张延生接到国家社科机构邀请领头做起相关研究。特异能力虽然在大部分人身上可以通过开发、引导、修炼而证实，然而这依然缺乏理论基础，直到1981年张延生接触到《易经》，发现《易》中理论、论点是诸多现象的支撑，从此为各类想象找到坚实的理论支撑，并通过对《易》的研究发表了“弯曲的多维空间及超空间作用力”等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通过对人体特异现象与《易》的理论相结合，张延生教授将易理、易数应用于中医学(手诊、数诊)、管理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赞扬(通过应用而使得所参与的多个行业项目获得奖项)。
张延生著有《易学思想概说》、《易象延》、《心易》、《气易》、《易经与气功》、《气功与手诊》、《易学入门》、《易学应用》、《易与和谐》、《气色 形态 手诊》《易理数理》、《象数易学与应用》等著作及论文，张延生所书所著既有古《易》原经、原文、原着，又有当今现代科学之易学论文及论着。填补了我国社会办学中“易学”教育的空白。并首次将《易经》数据化分析，使得人们从更为根本上理解卦序、错综复杂卦、爻变的模型模式。张延生教授“发古人之未发，言今人之未尽之意”，将易学学术研究带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金景芳
金景芳，我国著名的国学、易学大师、古文献专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史学专家，曾任教于吉林大学。生于1902年的金景芳少年时求学于第四师范学院，后进修于复性书院，一生从事文史教育工作。金景芳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引据论证，根据时代背景、文化状态来分析每个年代的周易文献，为当代易学考证、解释作出突出贡献。
对周易注解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学者，然注解以占卜具象为主，历来重象不重据，因此一直以来人们对“易”的理解上更多停留于占卜。金景芳教授通过大量文献对比及对周易文献的研究，重新对“易”作出最为客观的解释(之一)，内容完全剔除神性崇拜的内容，分别以天文、历法、自然现象等带入解释，从而使周易注释内容具有相当可观性、逻辑性。这也是后来学者对周易卦辞、爻辞解释的一大论据之一。
金景芳教授对易的研究始终保持探求义理的学风，从而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易学思想体系和学术风格。金景芳教授认为《周易》除了作为卜卦、算命的工具，更深刻的层面体现出了哲学思想，这也是现代人所称之为“易理”学派。金景芳教授所研成果代表了 20 世纪义理派易学的最高水平，具有不替代的学术地位。其著作《周易全解》被高校列为学生必读书籍之一。对于周易爱好者而言，学习周易，金景芳教授的《周易全解》是必读的。
可以说，金景芳教授将《周易》从特定学界(算命、占卜行业)带入了学术殿堂，成为可以广而宣之的一门哲学，其功甚大。
关于“易学十大泰斗人物”暂书于此，前文写了九位，每位都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并对行业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及一定的声望，民间有语“十全九美”，暂空一名作为后来者补录吧。笔者才疏学浅，不敢一人写十人之榜，更不敢也没资格评判其功过，故而悬一不论。另：文中人物并无前后排序之意。
